其所以是误解是因为，这种判断行为常被视为逻辑意义的判断，被视为就是思考本身的判断，这么被排除的主观性恰恰就是思想的主观性。由于这种误解，我们就听到人们劝导历史家要使自己的理论纯净，要避免理论方面的争辩，要把自己限制在事实方面，去收集事实、排列事实以及煞费周折抓出事实（甚至用统计方法去做）。显而易见，听从这种劝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摒弃思想”的作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那类思想是由传说传递下来的，是在心中无聊地晃荡的，或是由于一时的任性所闪现出来的。这样去理解或曲解这一箴言是完全错误的，它应当从反面去理解，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在这里也不陷入轻率的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想在我们的判断与别人的判断之间找出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提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中立的和无谓的判断形式。

但是，它所谴责的那种“判断行为”、那种“主观性”的真正和正当的意义，即它们的原始动机是说，历史不应把善恶的说法用到作为史料的事迹和人物身上去，好像世间真有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一样，好像世间真有善人和恶人一样。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无数的史学家或自命为史学家的人确乎已在力求并仍在力求遵循那样的路线，他们徒劳无益地贸然想要奖善罚恶，想要把历史时代形容为代表进步的或代表衰落的——总之，想要决定哪是善的、哪是恶的，好像这是一个从化合物中使这一元素与那一元素分离开、使氢与氧分离开的问题一样。

任何愿意真正遵守上述箴言并从而自行遵循关于进步的辩证概念的人，确乎必然会把每一肯定恶、肯定退步、或肯定衰落为真有其事的命题的痕迹或迹象看作一种表示缺点的标志——一句话，他一定会谴责每一消极判断的痕迹或迹象。如果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恶到善的过渡或善恶的交替而是由善到更善的过渡，如果历史应当说明而不应当谴责，历史就只会作出积极的判断，就会造出善的链条，这链条是如此坚实、如此紧密相扣，以致不可能从中插入一个小小的恶的链扣或插入空隙，而这空隙既然是空的就并不代表善而只代表恶。一件看来只是恶的事实，一个像是完全衰落的时代只能是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即一件未经历史地处理、未被思想所贯注、依然是情操和想像的猎物的事实。

除了活动者的意识，除了努力想要造出一种新的生活形式的活动以外，关于善恶、关于罪恶与忏悔、关于衰落与复苏的现象观能从哪里产生出来呢？在那种活动中，那反对我们的敌人是不对的；我们想要逃避的并正在逃避的境界是不愉快的；我们所向往的新的境界被象征成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幸福或有待恢复的过去，因此，这种过去在回忆中（在这里，它不是回忆而是想像）就是最美好的了。人人皆知，这类事物是怎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在我们跟前的，它们表现在诗歌，乌托邦、寓言故事、谤议、辩解、爱与恨的神话等中。从中世纪的异教徒和新教改革家看来，原始基督徒的处境似乎是最可爱的和最神圣的，而天主教的基督徒则是最邪恶和下贱的。从雅各宾党人看来，来喀古士的斯巴达和辛辛那图的罗马之可爱似乎就和加洛林王朝及加贝王朝治下的法国之可恨是一样的。人本主义者把古代诗人和圣哲的生活看得光辉灿烂而把中世纪的生活看成漆黑一团。甚至在靠近我们的时代，也有人美化伦巴第的公社而蔑视神圣罗马帝国，而当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事实反映在一个渴求意大利独立的意大利人或一个主张普鲁士称霸的神圣日耳曼帝国的德国人的意识中时，看法就恰恰反过来了。这种情形总是会发生的，因为这是实际意识的现象观，在历史家的著作中，这类实际估价多少总是存在的。作为著作，它们不是、也绝不会是纯粹的历史，精粹的历史；如果不用其他方式，它们也会在用词上和取譬上反映实际需要和对于未来的努力的反响。但历史意识是逻辑意识而不是实际意识，事实上是以前者为其目标的；一度存在的历史在历史意识中变成了思想，原先表示抗拒的意志与感情方面的对立物在思想中不再占有地位了。

因为，如果无所谓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而永远只有就其本质和具体性来理解的善的事实，那就没有对立面而只有更广阔的一面了，这更广阔的一面包括了敌对的双方，它恰恰就是历史性的考虑。因此，历史性的考虑把墓窖的教会和格雷戈里七世的教会等量齐观，把罗马人民的保民官和封建贵族等量齐观，把伦巴第联盟和巴巴罗萨大帝等量齐观。历史决不主持公道，历史永远只进行辩护；它不可能主持公道而不使自己不公正，即混淆思想与生活，把情操方面的爱恶当作思想方面的判断。

诗歌满足于情操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颇堪重视的历史家施洛塞尔想要保持用康德式的严肃性和抽象法去判断史实的权利和义务，却把眼光盯住在《神曲》，即一部诗歌作品上，把它当作他的研究的范例。由于一切神话都具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因而懂得为什么被称为二元论的历史观不仅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显著部分，而且成了人本主义和启明精神的神话（它们确乎就是神话）的一个显著部分；二元论的历史观就是把历史看作由两股潮流所组成的历史观，这两股潮流互相混杂，但决不把它们的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洪水融为一体。但发觉这个价值二元问题并以发展观的高级统一加以解决的则是十九世纪的事，由于这种关系并由于其他同类性质的解决（当然不是由于这一世纪在语文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丰收，那是前四个世纪所相对地共有的），十九世纪已恰当地被称为“历史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