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历史不仅无法区别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无法区别进步的时代和退步的时代，而且，当那使这样的对立面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没有被一种精神活动所更换和替代以前，历史并不开始；那种精神活动要设法确定以前遭受诋毁的事实或时代起了什么作用，即它在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产生了什么成就。既然一切事实和时代都有其结出硕果的方式，在历史看来，它们就谁也不应受到诋毁，而且都应受到赞扬与尊重。一件遭受诋毁的事实、一件令人厌恶的事实还不是一个历史命题，它甚至很难说是一个应当提出的历史问题的前提。当一种消极的历史以它的消极进程去代替肯定的思想并且不安于实际的和道德的范围以内，不自限于诗歌性的表达和经验性的表现方式时，它就是非历史；对于这一切，我们当然能谈（是谈，不是想），就像我们随时谈到坏人和衰落的及退步的时代一样。

如果消极性历史的恶果是从善恶这一辩证对立面的分离、凝固和对立及把发展的观念阶段化为实体所产生的，那么，另一可以称之为哀歌性历史的对于历史的背离就是对于那一概念的另一必然性的误解所产生的，那就是，永久的恒常，已有成就的永久保持。但这在定义上也是错误的。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每一特定的形式、个人、行动、制度、作为、思想都注定是要死亡的：甚至被称为永恒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永恒的）艺术也会死亡，因为，它除了在后人的精神中被再造从而被变形和被投以新的光辉外，它并不生存。最后，真理本身、特定的和定性的真理除非被包括在一种更广泛的真理体系中因而同时变了样子，也是会死亡的，因为它是不能再思想的了。但是，那些没有具备纯历史考虑的概念的人，那些把整个心灵黏附在一个个人、一件作品、一种信仰、一种制度，并黏附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使自己脱身去使它在自己跟前客体化并加以思考的人，是易于把属于普遍精神的不朽性赋予精神的某一特定和定性的形式的；既然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那一形式是会死亡的，会死在他们的怀里，因而宇宙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片漆黑，他们所能叙述的唯一历史就是关于美好事物的痛苦和死亡的不幸的历史。这也是诗，是极高尚的诗。当亲人死去时，当心爱的事物失去时，除了哭泣以外，谁还有别的作法呢？谁能不像但丁失去他的心爱的“最美的人儿”一样觉得太阳在熄灭、大地在颤抖、鸟儿不再飞翔而堕在地上了呢？但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谁都知道，对死者的适当纪念是知道他们生时做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为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是关于他们的生活的历史，不是关于他们的死亡的历史，应该使善良的人遮住死亡的历史，而使粗野和乖离的人揭露其不幸的真相，并以不健康的顽梗态度去看它。由于这个原故，对民族、国家、制度、习俗、文学及艺术理想和宗教概念的死亡而不对它们的生存加以叙述的一切历史都应被认为是错误的，或，我们再说一遍，如果它们达到了诗的水平时，就应被认为是单纯的诗。人们由于过去存在的事物现在不再存在了而感到忧愁、难受和悲伤。如果人们不是同时忽视了、不去承认过去的未曾死亡的部分，即未成过去而是当前的过去或过去的永恒生命，说过去存在的事物现在不再存在了这一说法本身就会变成一种无用的重复（因为它若过去是，显而易见，它现在就不再是）。这类历史的错误就在于这种忽视，在于这种忽视所产生的不正确的看法。

有时候，历史家们想用一种忧郁的文体去叙述那些痛苦的场面，想去歌颂那些他们喜欢称之为历史的死亡，当他们听到一阵笑声、一声欢呼、一声满意的叹息，或在他们所寻求的凭证中发觉一种热情的激励时，他们就觉得又诧异，又受了嘲弄。他们问，当四处响起宣布世界已到末日的号角时，人们怎样还能生活、恋爱、繁殖后代、歌唱、绘画和议论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世界末日只存在他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他们的想象是富于哀歌精神的，但理解力是贫乏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讨厌的号角声实际决不存在。在另一方面，这些号角声又是很有用的，可以提醒这样一些人，他们可能忘记了，历史永远在不倦地工作，它的表面痛苦乃是产前的阵痛，它的被视为气喘吁吁的叹息乃是宣布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呻吟。历史和会死的个人不同，用克里特的阿尔克美昂的话说就是，个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但历史决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