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

张岱年（1909—2004），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中国哲学史的阐释、哲学问题的探索、文化问题的研讨。著有《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中国哲学大纲》、《文化与哲学》等。尤其是1984年以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

中国哲学有一些基本观点，表现了一些基本倾向。

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

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这是天人合一观点的开端，但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

孟子认为性的内容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尽心就能知性。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而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心性是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知天。孟子此说，简而未明。

《易传》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又提出“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原则，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以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但是荀子也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认为“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讲“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

王充全面批判了“天人感应”思想，断言：“天本而人末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 ”。天与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唐代刘禹锡进一步批判天人感应，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以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强者胜弱，“力雄相长”，是“天之能”；建立规范，“左贤尚功”，是“人之能”。刘禹锡比较明确地肯定了自然规律与人类道德的区别。

到宋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但也承认天之道与人之道有分别。张载强调“天人合一”，旨在批判佛教。他认为佛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是根本错误的：“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充满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的身体；作为气的统帅的天地之性也即是我的本性。天与人是统一的。张载亦承认天与人的分别：“老人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于是分出天人之道。……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盖圣人成能，所以异于天地。” 天是“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的，人则不能无忧；天地可以说“不仁”，圣人则以仁为最高规范。

程颢以“与物同体”讲天人合一，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医书言手足痿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天地万物和我属于一体，如果不认识天地万物与自己属于一体，就是麻木不仁。程颢又说：“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不承认万物一体就是“自小”。

程颐不讲“与物同体”，而强调天道人道的同一性。他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南宋以后，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王守仁继承程颢的观点，王夫之继承张载的观点。程朱、王守仁属于唯心主义，张载、王夫之则是唯物主义，但都肯定天人合一。其中张载、王夫之也承认天人的区别，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天人既统一而又有别。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的复杂的涵义，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第一层意义是正确的，而第二层意义混淆了事物的层次区别，是不正确。近代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原始人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后来文明进步，人们才将人和自然界区别开来，这标志着人的自觉。可能有人认为原始人的意识表现了天人合一观点。应该指出，如果把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看做是一种没有达到人的自觉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承认，原始人不分人与自然，是原始思想。后来区分了人与自然，是原始思想的否定，而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则是否定之否定。张载以天人合一批判佛学，程颢强调：“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这些都明确表明，中国哲学家认为肯定天人合一才达到人的自觉，这可谓高一级的自觉。把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是人的初步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的关系，才是高度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