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

中国哲学有一个基本要求，即认识与行为、思相与生活必须相互符合、相互一致。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不但要知之，而且要好之，乐之。乐之即实行所知而感到一种乐趣。孔子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既要好学求知，又要坚持真理，“宁为善而死，不为恶而生。”孟子一方面要求知道，另一方面更要求行道，他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又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行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有些原则是任何人所不能违背的，但许多人并不自觉。有些原则是一般人不易做到的，更须坚持实行。荀子论知行的轻重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唯有实行，才能达到“明”的境界。

程颢、程颐肯定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从事仁的修养，须先“识得此理”。程颐说：“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故人力行，先须要知。”又说：“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二程更认为最高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理论学说应是精神境界的表述。《程氏遗书》中“二先生语”云：“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又载程颐说：“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有德之言即是修养境界的宣述，表达了最高的认识，也显示出知行的高度统一。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所谓知行合一，其涵义比较复杂而含混，既含有知行相互依存的意义，又有混淆知行界限的倾向。王夫之批评王守仁所谓知行合一，指出那是“销行以归知”、“以知为行”。这个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但是王守仁讲所谓知行合一之时也还强调知行的相互依存。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的命题，比较明确地说明了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知行合一，如果加以正确的解释，还是可讲的。 

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观点占有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讲天人合一，于是重视人与自然的调谐与平衡，这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但比较忽视改造自然的努力。讲知行合一，而所谓行主要是道德履践，于是所谓知也就主要是道德认识，从而比较忽视对于自然界的探索。这其间的复杂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中国哲学的价值观

中国哲学学说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价值观思想。古代哲学中，儒、墨、道、法各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可惜多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于价值观思想论述较少。儒家“义以为上”，把道德看做是有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人的价值，宣称“天地之性人为贵”。墨家比较重视功用，把道德与功用结合起来。道家否认一切人为的价值，以自然而然为最高价值。法家专讲富国强兵，完全否定道德文化的价值。

价值观的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义与利的问题，二为力与德的问题。

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要求“见利思义”，认为道德才是最高价值，但也不是完全排斥利，在重义的同时，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肯定生命和道德都是有价值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但是，如“二者不可得兼” ，则应“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把“利”与“仁义”对立起来，把“为利”与“ 为善”对立起来。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命题，明确地表达了儒家的观点。宋代二程、朱、陆都强调“义利之辨”。所谓义利之辨有两层涵义，一是反对私利，二是肯定道德理想才具有最高的价值。孔孟所反对的利都是指私利而言，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但又认为公利也还不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是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也就是说，人们不但有物质利益，而且有精神要求，提高精神境界才是重要的。 

墨家肯定公利就是最高价值，强调“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肯定义利是统一的，《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同书《大取》云：“义利，不义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最高价值，就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墨家所谓利指公利而言。

后来儒家中也有肯定义利的统一的。如宋张载说：“义公天下之利”。清初颜元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为“正其谊以谋其利”，强调必须兼重义利。

义利问题包含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问题。

力与德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儒家把力与德对立起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骥是千里马，日行千里是其力，孔子以为骥的价值更在于性情善良。孟子区别了“以力服人”以“以德服人”，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儒家忽视力的价值。

墨子强调力的重要，认为人类生活的特点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必须用力才能维持生活。墨子把力与命对立起来，他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 ，……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其力也。”墨家认为力与命是对立的，而力与德是统一的。

法家韩非以为崇德尚力因时代而不同，“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上古时代讲道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到战国时代只有靠力量战胜别人。韩非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但也把德与力对立起来。

王充批评韩非的“偏驳”，提出德力并重的观点：“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乱也。”王充关于德力问题的观点是深刻的、全面的。

儒家崇德轻力的思想影响深远，墨家王充德力并重的观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西方有所谓“力之崇拜”，在中国则无其痕迹，这也是中西文化的相异之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主要缺点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延续不绝。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必然有其优有传统。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没有能够自己创造出近代实证科学。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缺点。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后有其经济、政治的原因，也必然有其思想根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其主要缺点何在？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