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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统区“孤儿”到德国集中营战俘(4)

红色记忆:领导人后代谈家事 作者:刘畅


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离别4年后,辗转收到爹爹的第一封来信。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泪水湿透了纸背。

苏联结束战争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朱敏却选择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

1950年,朱敏趁大学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的离别已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对于那段集中营经历,朱敏几乎没有提及,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更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朱德家的平民教育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都是军人的刚毅与冷静;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流露着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世。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炽热的内心。

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他们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他却硬把朱敏赶到了北师大集体宿舍。那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朱敏一家在这里住了4年。之后,他们搬进了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才调换到了如今居住的房子。

不光是朱敏和刘铮,就连他们的6个孩子也接受了爷爷的平民教育。1960年,朱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上学,学校离家有好长一段距离,朱敏心疼,就在司机面前唠叨这件事。可是,事情让朱德发现了。第二天,朱德推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走了过来,“自行车难看,同学们会笑话。”孙子不乐意了。朱德也不生气,笑着问:“爷爷大还是你们大?爷爷大,才能坐4个轮子的车;你们小,就只能坐3个轮子的。”孩子们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去了学校。

由于自己的豆蔻年华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粗糙地度过,朱敏特别希望生个漂亮的女儿,让自己失去的一切能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可是一连生了4个男孩后,直到第5胎,她才有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圆了自己的梦。

“孩子们现在都独立了,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朱敏与刘铮已经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在评价与老伴的婚姻时,刘铮说:“我比较活泼,爱活动;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老伴赞不绝口的刘铮也有自己出色的履历,他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了两个任期,还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处长、礼宾司处长。1984年,刘铮离开外交部任职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主任,并在这一职务上离休。

“我和朱敏的这一生,她改变我更多一点,谁让她身体不好呢。我要当好她晚年的拐棍和眼睛,携手共度晚年的平民生活。”刘铮无限感叹地说道。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吴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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