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环球人物》杂志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向记者强调。

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

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爸爸让我们从小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典籍，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几兄妹的必修课。”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

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

“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

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刘伯承在军事生涯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他经常说：“战争是要流血的，必须从战争实际出发。”他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参谋长，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苏区反围剿带来的损失，他把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指导反围剿战争。亲自翻译有关苏军的作战条例，把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作战间隙，他及时总结作战指挥当中的经验教训，并写文发表在《红星报》、《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刘伯承在紧张艰苦的作战年代，在马背上构思，在油灯下写作，先后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文献，翻译了190万字的苏联教令教例等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