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地，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