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