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考察、研究时间之长，规划和咨询规模之浩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三峡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也是数不胜数，三峡移民堪称空前绝后的人文工程，而三峡建设速度也堪称世界奇迹。

在三峡工程的酝酿和决策中，我们看到了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革命家的名字，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承载了历史的期望和遗憾；我们也看到了林一山、李锐、黄万里、钱正英等科技工作者的名字，正是他们的坚持己见和始终如一，才能使三峡工程的上马论证的更为科学。由此观之，三峡工程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更是中国人民用激情和热血浇铸的一座世纪丰碑。

第十一章

奠定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宣告实现。而第二个历史任务，则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共领导人工业化思想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而且还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的理解和深化。

一、中国工业化的艰难探索

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共领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皆是基于一种世情和国情的局限之下。所谓世情，就是国际上两大阵营日益对立，中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下。同时，就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工业化路径也处在转型时期。所谓国情，就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在苏联帮助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外，国家安全也一直是中央决策层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早在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建国前夕，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这说明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共领导人就对中国未来工业化的道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该经济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目标，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二）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农业的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农业集体所有制。大跃进时期，更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从而建立起城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而由政府作为投资的唯一主体，甚至管理国营企业，大大扩展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排除了市场机制，同时，也使得企业丧失了应有的权利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