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推行赶超战略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

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并构建起与该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宏观政策环境。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从国家内部加以解决。除了农业“剪刀差”以外，还有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因此，国家除了彻底排除市场机制，采取扭曲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进而构建起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外，还采取统收统支，剥夺企业自主权，最后建立起将企业剩余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的微观机制。

正是在上述制度安排和体制背景下，中共领袖开始探讨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问题。尽管早在1956年，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就提出“以苏为戒”的号召，试图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正如后来历史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正是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特征下来探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始终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苏联模式。

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推进

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是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而逐步深入的。尽管囿于主客观条件未能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它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一）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同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也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雏形。

在“以苏为戒”思想的指引下，自中共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领袖多次提及现代化的思想和概念。但总体来说，在1957年以前，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领袖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仍比较单一，尚未突破传统理论的思维框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此时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已经萌芽，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工业的本身，还提出了农业、文化等方面，这些思想火花，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中日益明晰起来。

（二）现代化思想的逐步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这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成功，遂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肇始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就是毛泽东亲自酝酿和发动的一场希望能够超英赶美、同时赶上前苏联，并尽可能快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一场经济运动。然而，脱离客观实际的“大跃进”运动发动不久，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问题迭出，困难局面开始显现并日益加剧，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能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国内各级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目。由读书引发的理论思考发展了中共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较为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是从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这一时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