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再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实施问题。并通过了自1975年就着手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四个现代化的“二十三年设想”。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后以后，经济工作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而且，他还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应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但他同时对现代化的水平、所能取得的成绩和困难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等中共领袖的脑海中，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有区别的。不久以后，即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将四个现代化具体量化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他对大平正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总之，这一时期直到1987年以前，邓小平反复提到四个现代化，即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可行性，也说明了实现的艰巨性。这既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又使得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经过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中共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重要论断，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至此，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完全形成。

四、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原因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目标提法的转变，从其当时的世界背景来看，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国内背景来看，对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深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也日益深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提法转换的原因。

（一）“工业国”、“工业化”的提法不完全

在“以苏为戒”思想指导下，中共领袖通过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和我国以钢为纲的经验教训，觉察到了工业化等传统提法的弊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即“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提法为此后不久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自毛泽东酝酿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后不久，即在1958年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于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中大办工业，“多快好省”、“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提法和口号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快字当头、工字为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加剧。因此，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经济建设中纠偏的问题。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的雏形后，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想发挥，使其日臻完善。如在1963年8月，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中曾谈到，1966到1975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认为：“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化的思想，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萌芽和发展的，这是该思想的内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