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3年至1840年，史称“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也许是应了老子的“物壮则衰”、“物极必反”的断语，明初时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成就的巅峰，也是中国航海事业由盛转衰、由进变退的转折点。

14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前夜，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开始进入晚期。在渐趋保守和没落的明朝统治下，宋元时期的航海贸易政策受到了否定，实行了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赍赐航海”政策，对民间私人航海贸易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来自海上的外侮也接踵而来。

到了明世宗嘉靖时，除了沿海倭寇侵扰外，葡萄牙殖民的势力也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达到高峰，殖民者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进而向东亚扩展势力。1511年侵入马六甲，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有资料介绍，16世纪明王朝的军队曾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过较量。1514年，葡萄牙一艘商船开到广东沿海。当时中国官员对高鼻子、红毛发的西方人闻所未闻，但允许他们将所带来的货物卖掉后回国。葡萄牙商人因此得利丰厚。1516年，4艘葡军舰队强行驶入中国内河，开往广州，强占广东东莞的屯门岛海岸，并在那里盖房围栏，安营扎寨，屯兵造武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1521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下令实行海禁。葡萄牙国王派甫恩多灭儿率领一支由5艘巨舰、1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舰队闯入中国海域，还在大屿山强行登陆驻军布防，蛮横地要求明政府与之签订通商协约。中葡之战由此点燃导火索。由于葡萄牙使用的是火器，中国军队只有铁器，因此初战中国失利。1522年12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反复研究克敌制胜之法、学习掌握葡军火器制造工艺之后，利用近战、火战，一举将葡萄牙舰队击溃，甫恩多灭儿乘小船才得以逃生。从此，葡萄牙人被赶出了广东屯门一带。1553年葡人托言商船遇到风暴，水浸贡物，请在澳门借地晒晾。起初他们只是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才又租赁了澳门，回到中国沿海。

从总体上讲，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即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土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海上贸易，以防侵犯官府商利。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总结以往海禁的教训，认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遂在奏疏中提出，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未停息。

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清政府曾迫使沿海居民内迁30里，明代与南洋、日本诸国的海上贸易基本中止，只有台湾郑氏继续开展海外经营。

三藩战后，康熙帝下令开海，准允沿海居民迁回旧居，开放原来的海禁，以发展海外贸易。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有资料介绍，康熙二十七年远航日本长崎的船只就达到192艘；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30～40艘左右。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通航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史料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况是“可谓极一时之盛”。

1683年6月，康熙帝曾起用施琅征伐台湾。施琅所率战船，百船分列东西，自督56船分八队进兵。经过海上激战，全歼郑氏水师，占领澎湖，8月进驻台湾。足见当时的海上军事力量雄风之大。

1716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目的是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这一举措，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

乾隆时期，英国已经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

嘉庆时，曾对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回击。

从总体上看，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以停止贸易作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从鸦片战争开始，在以后的海上交战特别是甲午海战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水师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现在已经被列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