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克伦茨总书记前面一段话将历史进步的程度和民主发展的内在关系连接起来，是刻意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的话，那么他的这后一段话，就是发自一个经历失败的党的总书记的肺腑之言了。

克伦茨总书记认为，造成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理论方面的：二战结束后，我们的党员从敌人的集中营里回来了，从苏联回来了，从过去的迫害中回来了。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实现。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长的，它有很多类似石头那样的障碍在阻挡我们。

他说，六十年代我们党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在苏联党的反对下，它没有获得很好的讨论，也没有坚持下去。苏联当时说，我们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捷克的同志也说，我们将很快搞共产主义。乌布利希同志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一个独立的阶段，不是马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但乌布利希同志说，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乌布利希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应该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个纲领叫NEW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过去，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不了解民主德国有过这样一个相当“前卫”的改革纲领。虽然，正如克伦茨总书记所说，民主德国和SED领导人的上述想法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一股改革思潮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勇敢的学者和官员，都相继提出了某些对旧的思想方式、旧的生产方式的改革意见。这种情况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有了如新竹破土式的萌动。如果不是因为紧张动荡的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共产党内能形成更多一些像克伦茨总书记说的民主气氛，可能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就抓住了这样一次重大的发展机会。可惜的是，当十几年过去，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和可以放手行动时，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永远失去了诉诸其实施的时机。

克伦茨总书记指出，导致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在民主德国政治走向上所起的一个特殊作用。他说，我们是在一个国家被分裂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同中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强大的，而隔离出去的台湾是很小的。我们面对的则是强大的资本主义的西德，我们搞社会主义但却是弱小的。我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二战结束后，德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声明我们不是要搞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共和国。以后联邦德国成立了，分裂出去成为独立国家；民主德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后来我们说，德国人是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再往后，两个德国发展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我们说，我们应该搞一个结合，搞一个联合体。但由于两个国家的分裂而被阻止了。之后，我们宣布已经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决定，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当时未能提出一个从共产党立场出发、在未来统一德国的远景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