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茨总书记说到的这一点，即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人独自碰到的。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曾历经长期离散。直到十九世纪，德国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专制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又导致了希特勒更为野蛮残酷的法西斯主义。大约是法西斯主义终于使专制暴虐走到了尽头，历史又反过来让覆灭后的第三帝国再次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分裂。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民族统一始终是自己的理想，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先机”。在冷战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不能把握这个先机，必然要导致失败。但事实上，由于冷战的原因，东西德分离的现实却变得越来越不能逆转了。

对此，克伦茨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件事情：1968年我们进行全民投票，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全民投票形式来通过宪法。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宪法说，民主德国是德国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你看，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民族是德国的，这个说法比较恰当。但关于这个提法，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不同意。他们说，你们不要提德国民族。现在有作为国家的两个德国，同时也就有两个德国的民族。后来乌布利希下台和昂纳克上台，都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第一个提法的出发点，是民主德国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德国统一的出发点或基础；而另一个意见是，保持两个德国越来越分裂的状态。以后，1974年颁布的宪法取消了前一个提法。六十年代宪法的有关这个原则，是乌布利希的想法，但实际上昂纳克也是这样想的。但他比较年轻，刚刚做领导工作，因此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在苏联的压力之下。

作为中国学者，后来我们知道，在1989年11月以后，西方势力就抓住了民族统一的政治“先机”。在1989年底出现的群众大型游行集会上，原本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寓意必须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了“我们是一个人民”。这个口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推动东德统一到联邦德国去。显然，口号的转变，背后藏有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

对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克伦茨总书记很为惋惜。他说，我们的党报叫“新德意志报”；我们党的名字叫“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关于寓意德国民族统一的东西，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可是后来“德国”这个字，我们在谈政治问题时基本就不再用了。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就是后来我们在唱民主德国国歌时，只演奏曲子而不唱歌词了，因为歌词里有“我们为统一的德国而努力”的话。听了克伦茨总书记的这番叙述，我想，在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统一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有过太深的教训。它的确不仅在民主德国一国发生，在苏联、在保加利亚、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等国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谈话既然已经涉及到1989年，我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克伦茨总书记提出：您在10月18日就任总书记，20天后柏林墙被迫开放。之后在民主德国发生了一系列急转直下的政治变动，比如圆桌会议的召开，比如议会的选举，比如修改宪法以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重大发展中，为什么看不到您的行动，听不到您的声音，而只是由一些所谓的党内改革家来主导事态的发展呢？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也许它深深触动了克伦茨总书记的内心隐痛，他显得有些忧郁了。但他没有回避。他想了想，回答说：关于你问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柏林墙开放之后就那么软弱地丢掉了政权，我为什么在政治上再没有作为了？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经常在问为什么？他接着说：至10月18日，我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在起着约束作用，尽管当时外部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那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当然党内存在很多矛盾。党员提出许多问题，但党的领导层没有答复这些问题。无党派人士或社会上的群众也经常问党员，我们报纸上永远说我们什么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供应情况恶化了，政治形式也恶化了，为什么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