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党的纪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可能变成很不好的东西。我们好多年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讨论错误，就是向前赶。我们有240万党员，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不多。有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也有人是想借机往上爬。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有人表现得非常革命，但以后表现是不好的。我发现，当时表现得很革命的人，现在却不参加政治活动了。而当时那些经常给我们提意见的人，现在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保卫者。

他接着说：到11月底，我已经失去了权力，无法实现我所要做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我：10月18日，我们党中央决定昂纳克不再担任总书记，我被选为总书记。我做总书记，当时的目的不是要放弃民主德国，而是提出一个实行转变的问题，就是把路线转变到我们党一个老的传统的方向上去。我的目的是把民主德国转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保存下来。可当时条件已经不允许了。有一部分党内的所谓改革家，搞了党的一次政变。

对克伦茨总书记来说，历史就这样翻到了1989年11月底的一页。它停在那里，不再动了。此时，屋里的时钟得得作响。而我的心里异常沉重。

这时，克伦茨总书记有意转变了话题。他告诉我，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走到后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思想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像蓄满了蒸汽的锅一样，把锅盖顶了起来。党没有能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党的状况的评价是不那么真实深入和实事求是的。党内的信息也不那么畅通。基层组织经常提出意见批评了一些问题，但越到上层就越没有批评。各个州为了互相竞争，看谁是最好的，所以都报告自己的成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在写给政治局的东西里面，他们都知道总书记最爱听什么话，不爱听什么话。公安部的报告是最清醒的，但部长还是不敢说真话。

他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党政治局的责任，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没有注意到人民想法的逐渐变化。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但没有注意到新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新的要求，特别是年轻人的要求。也有一些重要的决策，是总书记一人就做出了，没有经过充分讨论。

尽管说到这些缺点，克伦茨总书记最后还是大声地提醒我，民主德国的政权不是反对人民的。它没有违反人民的利益。民主德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对过去德国反动的一个进步，对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进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到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大多数人是支持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这是有科学统计依据的。

这时，谈话已经进行将近两个半小时。我提出，是不是请克伦茨总书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和中国讲几句话。克伦茨总书记略加思考答道：罗莎·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有一个最简要的说明。她说，实际上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就是野蛮主义。我认为，世界将来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1989年、1990年的事情只是一个模式的失败，不是理想的失败。

克伦茨总书记说，我当然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我们过去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这就是党的领导人不应是永远的领导人，应该换代。我也看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上去。我非常期望，中国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作为中国学者，我深切感到，克伦茨总书记最后的这几句话分量很重。在我认真记录它们的时候，克伦茨总书记向我伸出了告别的手。

望着克伦茨总书记离去的身影，我有种力量在积聚、在奔腾的感觉。他刚才的握别，在我手上留下炙热和滚烫。

此时，暮霭已经笼罩了柏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