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雅尔塔体系。根据雅尔塔协定，二战以后的东欧即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当苏联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雅尔塔体系就崩溃了。苏联解体之后，华沙条约不存在了，经互会也不存在了。这样，我们保加利亚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安全上就没有保障了，在经济上没有后盾了。我们是一个小国，边界的维持和国家的安全，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没有华沙条约，任何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和边界领土完整。经互会解体了，我们的经济也就失去了支柱，失去了基础。过去，我们保加利亚贸易的80％是跟经互会国家进行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失去了经互会，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还能不能存活？当时，我们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不稳定：柏林墙的倒塌、捷克发生的革命。在布拉格，在南斯拉夫，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集会。当时捷共的总书记雅克什动用了军队，想镇压但又不敢下手。雅克什这种动用军队镇压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他很快被赶出了党。柏林墙一倒塌，民主德国也失败了。德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的模式建立的。卢森堡等党的领导人，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过重要贡献。匈牙利也是这样。罗马尼亚出现了起义。如果你们现在去那里，墙上还有子弹的痕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加利亚要把社会主义再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如果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是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比如说在苏联，在俄罗斯，在中国，在东欧国家。但是在欧洲，要维持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小国家要搞社会主义，是不容易的。

历史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的。它是一条曲线。这条曲折的道路，在我们欧洲已经能被看得很清楚。16年来，保加利亚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是保加利亚的一个悲剧，但在保加利亚复辟了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掠夺，抢劫，占有别人的财产。但这种曲折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在保加利亚就彻底完了、没有了。社会主义痕迹，仍然留存在保加利亚，留存在其他东欧国家。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主义问题一定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迟早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所产生的政治体制也会不同。有的国家是一党制，有的国家主张多党制。比如说在中国，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一个党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很大错误，就是他的改革不从经济体制而是从政治体制开始。他首先不是搞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大家得到好处，相反，他把政治体制一开放，各种反对势力，各种敌对力量，就全部出来了。一个是反对派要上台，一个是经济日益走下坡路，因此他的改革无法成功。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你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社会，然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

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们能拯救这个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拯救这么一个党，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且继续参加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当时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重组，重新改变我们党的面貌，改变我们党。如果我们保共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捷克、德国那样走下去，我们党就彻底完了。于是我们党作出一个决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对党进行改组。1989年冬和1990年初，我们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保共要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是党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其次，我们选择了和平过渡这么一种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内战在保加利亚发生。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保持社会平稳。

第三，党决定改变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在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居民中8％到10％是土耳其人。当时已经出现了骚乱。在一些飞机场和火车站，出现了少数民族冲击我们政权机构的动乱。1989年12月29日，保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纠正我们过去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政策是，不强迫土耳其人改名换姓，不强制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少数民族和我们保加利亚人融合在一起，一体化。这一决定出来以后，民族问题开始降温。实际上，我们党制止了一场在其他国家出现的民族性动乱。

第四，党中央决定，同反对派开展对话。反对派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势力，我们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如果闭眼不看，就和其他党的命运一样。我们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跟他们对话。所以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就是我们党根据形势所作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需要说一句的是，圆桌会议并不表明我们向反对派让步。圆桌会议是我们党在1989年底和1990年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然，召开圆桌会议就要有所妥协。进行任何对话，不妥协就谈不成。

因此，我觉得我们党当时的反应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