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谈话一个段落的结束，我特意要求利洛夫回顾一下保加利亚共产党如何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利洛夫反映非常敏捷，他马上就理解了我的用意，并坦率地讲了起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领导人的确受到过迫害和冲击。最有名的就是科斯托夫。他曾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是党内职位很高的一个人。1933年以后季米特洛夫侨居国外，实际工作就由他主持。但在斯大林时期，他受到迫害，被指控为是反苏分子，是敌特分子，是西方的间谍。当然，这一切说法都是错误的。但是日夫科夫没有给科斯托夫彻底平反。这倒不是因为日夫科夫否认科斯托夫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因为日夫科夫和他的助手们，都曾与这个事件有关联，不好处理。在欧洲共产党中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把历史上很著名的领袖人物否定掉了。保加利亚是科斯托夫，罗马尼亚是班纳帕斯库，匈牙利首先是卡塔尔接着是罗兰斯基。对过去历史作出客观评价，是一个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历史上，我们对好多事情的评价，要么是白，要么是黑，很不客观。作为共产党，成熟起来的标志之一，是对历史做出明智的评价。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前任，他们到底做出了什么东西，哪些东西他们没有做出来的，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派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坏人越多越好。他们想说明，你看你们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好的，一个个都是思想堕落，道德败坏。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主要是看他的功绩，他的贡献。这要成为一个标准。

讲党的历史评价问题，自然会联系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利洛夫有些鄙视地说，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公开性。当一个社会没有雄厚经济基础和物质资源来保障人的自由权利时，讲民主化，公开性，是瞎扯。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实际上是把魔鬼的盒子打开了，然后大家都来反对社会主义。名义上是给人们更多的民主，实际是给社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和混乱。就像一个链条：人们的生活水准不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降低。经济没有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法改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市场、医疗保险、教育等都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影响党的威信，人民群众普遍表现不满。于是出现抗议运动，戈尔巴乔夫个人威望降到低点。利洛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剧变中实际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推行改革、公开性，他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但公开性却使他走了下坡路。而到了晚期，戈在国外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内。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战略，最后只能归于失败。在这之中，公开性影响巨大。

在谈到保加利亚什么时候出现了反对派问题时，利洛夫认为，在保加利亚，并没有出现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强大的反对派。主要原因是保加利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方面的发展还比较好，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虽不能和西方比，但也是小康水平。保加利亚共产党不仅关心经济发展，也很关心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我们党跟科学、教育的联系非常密切。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就是一个学者。他的传统一直保留到后来。所以保加利亚很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共产党的党员。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倾向于左翼，而不是右翼。当然在个别知识分子、艺术家中间，对党是有看法的。但有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政见。所以我们没有出现捷克哈维尔那样的反对派。直到1989年，反对派才公开活动。所以，保加利亚的剧变，不是因为不同政见运动和反对派造成的，而首先是我们党内出现问题，党的领导层发生分裂，也就是从八十年代初党内开始出现改变现状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但剧变一旦发生，反对派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党内的右派正好是站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共同把矛头指向党。当时外部影响也很厉害，推动了反对派的活动。所谓外部影响，是美国趁火打劫，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给反对派以强大的支持。所以我在这里还要提醒一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的不是利用社会上的反对派，而是利用党内的反对派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这种战略不要低估。从我们剧变的情况看，这种战略成功了。外部的推波助澜，加速了党内的分化瓦解。

与利洛夫纵论改革和东欧剧变，是以下面两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结尾的:第一，东欧国家的党是如何看待苏联模式及其影响的？第二，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地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