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个问题，利洛夫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党的1947年6月全会。在这个会议上，科斯托夫做了一个重要的发言，全面分析和批评了季米特洛夫。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保共没有按照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季米特洛夫认为，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保加利亚搞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道路。一句话，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重复苏联；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应该是苏联模式。他当时提出了几个重要结论：一，保加利亚的经济应该是混合经济，既有国营经济，也应有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二，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应该由保共来领导，但是应该跟其他政治党派合作，一起领导这个国家。季米特洛夫认为，保加利亚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特征，所以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

对利洛夫这样的叙述，我本以为他要高度评价季米特洛夫，但没想到，他却恰恰从相反的角度强调说：如果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因为接受了苏联模式，那是错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苏联模式，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还是很适合的。因为，苏联模式要求一个国家的资金要高度地集中，国家的力量要高度地集中，统一利用。所以每个接受苏联模式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财力、物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使用。比如说搞国家的工业化。如果在实现工业化方面，把保加利亚与同时期的土耳其和希腊比，虽然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希腊和土耳其。所以说，苏联模式对那些小的、经济处于粗放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适合的，有用的。在你搞经济建设的时候，这个模式是能发挥作用的。

我发现，即使在苏联模式这样的问题上，利洛夫的思维不仅相当辩证，而且视角独到。他这样解释说，当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时，社会主义国家还援用苏联模式就失效了。因为那时的主要问题，转到了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上面。这时候，苏联模式就起了牵制性的作用。因为这个模式没有用高科技或者高度的工业技术来装备自己。说到底，是苏联模式没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具有竞争力。由此可见，说苏联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错了。苏联模式，首先适合苏联的具体条件。但它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所有欧洲国家。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的存在，都应符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如果说，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这种说法恐怕是错误的。因为季米特洛夫就提出了自己的模式。

利洛夫客观地指出，应该说，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斯大林认为，东欧国家不应该再重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1944年到1946年间斯大林的思想。在现在解密的档案中我们看到，斯大林有一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对后者说，你就勇敢地宣传保加利亚的道路吧，走下去。当时他甚至建议保共改名，改成自由劳动党。他说，你不要害怕人家攻击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不想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面前证明，在东欧建立了完全的苏联式的专政和苏联的模式。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一出，冷战即开始。三个原来的盟友，彼此变成了敌人。于是，斯大林也要搞东欧苏联的“铁板一块”，因此，此后再提出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意味着反苏，反斯大林了。因此，季米特洛夫在人民民主这个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在斯大林面前做了妥协。我们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曾盲目认为苏联模式是万能的，是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符合它本国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正确的。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我还想写一本书，阐明中国怎么样结合古代的文明和今天的信息社会，怎么样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