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洛夫是这样回答我的：的确，在莫斯科，在一定范围内，有怀念斯大林的情况，不光是基层群众，也有军人。而且，在文学作品中间也有这种反映。我们应该对斯大林做出一个完整、全面的评价。他有贡献的一面，也有复杂的一面，缺陷的一面。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并不稀奇，因为苏联时期生活比现在好。那个时代，人人都有工作。所以现在历史要求我们重新来思考斯大林的问题。

利洛夫说，现在对齐奥塞斯库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有时我从保加利亚到布加勒斯特，路过他的墓地，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们放上的花。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目前罗马尼亚状况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齐奥塞斯库本人的肯定或感激。罗马尼亚现在的领导人，大多受过齐奥塞斯库的迫害。另外，齐奥塞斯库的影响，也没有斯大林那么大。齐的出名，是因为他要摆脱苏联，这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当然他的生命，最后就这样终结掉了，是个悲剧。

利洛夫与我及我的同事们的这次改革纵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虽然告别了他，但他的很多精辟之论和精彩观点，长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以致我一再认为，与利洛夫的见面，真是万分有幸。通过这次对话，我更坚信，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遗产，是丰富多彩的，是固化在那里的。人们无论怎样臧否，都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它会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智慧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论，实在有点草率。

直到今天，我和利洛夫还保持着联系。我曾陪他们夫妇到三峡大坝参观。他在那里留言说：“我到过世界许多江河大坝，但都没有三峡大坝这样感动我，震撼我。”老人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赞赏，是真切的，由衷的，正如我见到的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老共产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