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个问题，利洛夫是这样陈述的：苏联共产党早就说，在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铁托也说，南斯拉夫没有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南斯拉夫已经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什么呢？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得到解决，而是导致了冲突、战争和流血。所以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解体了。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民族是一个更牢固的概念，发挥了更牢固的作用。忽视了民族问题，忽视了民族的牢固性，就会导致流血冲突。

共产国际曾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解决了社会问题，就能解决民族问题。一旦社会革命成功，民族问题也就自动解决，这个理论明显是错了。在保加利亚，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很多深刻痛苦的教训。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878年6月，柏林会议把保加利亚的边界彻底改变了，保加利亚一大部分领土被分割出去，而这部分土地上住的是保加利亚人。所以我们党的创始人布拉格耶夫提出，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巴尔干联邦，不仅仅是要把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团结起来，连接起来，而且是要解决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民族问题和边界问题。如果党当时提出来修改边界，就意味着巴尔干国家之间会出现流血事件。

二战后头几年的保加利亚政府，是想通过尽量减少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口，来解决民族问题。所以我们跟土耳其签订了好几个条约，就是要交换人口。后来日夫科夫在解决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上，是主张把这部分少数民族融入到保加利亚整个一体化的进程中来，这是对的。但他所选择的手段，却是错误的。他的办法是给土耳其人改名换姓。所以在1984至1985年，在保加利亚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把土耳其人的姓和名都改掉，改成保加利亚人的姓和名，而且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内务部公安人员全部出动，强制他们改名。你们可以想象，突然来一帮人，强迫改你的名字，还要改你的姓，甚至改你父母祖辈的名姓，这是种什么感受？我们受土耳其500年的统治，可我们保加利亚人并没有被强迫改名换姓，现在我们要土耳其人改名换姓，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引起了冲突。

利洛夫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民族问题更复杂的了。这其中的政治经验，是最宝贵的经验。我们既不能低估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也不能做出任何一个轻率的举动。我们更不能超前地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存在了。过去，共产国际认为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这显然有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体化，国家的一体化，需要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保加利亚的一个经验。

真不愧是个理论家和演讲家。利洛夫的雄辩滔滔，让我佩服莫名。他对数字的征引，他对历史的洞悉，他对理论逻辑的条理，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展望，几乎都在把握之中，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模棱。我不知道，这些成体系的阐述，是他在多长时间内准备的？或许，从1989年那个不堪回首的10月起，也可能是从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梳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分析苏联走向没落的原因了。他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在仕途上屡经坎坷，最终成为保加利亚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家。这经历，显然促使他加深了思考、联想、解读和顿悟。一个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变革的政治家，反思必然是精彩的，体验一定是生动的。

在对谈结尾，我问了利洛夫一个“轻松”的小问题：据说，在今天的莫斯科和罗马尼亚，出现了群众纪念斯大林，甚至齐奥塞斯库的花圈。您能告诉我，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群众情绪，有代表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