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剧变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却使我们团结了起来。在西欧，许多大党比如意共，曾经得到30％的选票。但在改名后力量分散了，不行了，选举中只得到6％的席位。而我们捷共拒绝改名。1993年时，有73％的人认为共产党的名称还要坚持。

在访谈的最后，兰斯多尔夫讲到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想改革，但他能力不够，选择也不对。在中国，邓小平主持的改革是渐进的，实行法制，稳定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兰斯多尔夫颇为不屑地告诉我们：他见过戈尔巴乔夫多次，同他谈过话。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非常幼稚，自相矛盾，根本实现不了。戈没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能力。而捷克的经济，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这是苏联人所不理解的。在一系列错误的主导下，捷克的改革失败了。

到这里，健谈的兰斯多尔夫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讲演”。我们也得以放下记录笔，舒展一下手臂，呷一口清香的咖啡。小小的会议室里气氛很是融洽。捷摩共的几位老同志，看来很满意兰斯多尔夫的演讲。这个演讲表示了他们对苏联、对剧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捷摩共坚持称自己是共产党的立场，做了很好的阐述。以我过去粗浅的认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作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除去与苏联保持紧密的政治关系外，就是经济较为发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几条主要公交线路上，都曾使用过一种斯柯达大轿车。这种车力量大，造型也颇为伟岸，深受乘客喜爱。它就是由捷克生产进口的。有人说，在捷克人的性格里，有一种天生的本性，就是在面对巨大压力时，总是选择妥协和退让。例如，1939年当德国纳粹入侵捷克时，贝奈斯政府就选择了妥协，说是“是接受条件，拯救民族呢，还是进行战斗，而遭受屠杀呢”？“那是很难决定的”。

但是，捷克人民真的那样懦弱吗？历史也作出了回答。虽然1938年、1939年捷克面临纳粹侵占而没有反抗，但在1944年，斯洛伐克人民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1945年5月，布拉格人民也同样发动起义，迫使德国党卫军投入一个师的兵力去加以镇压，从而加速了德国法西斯在捷克占领的崩溃。由此可见，捷克人民并非如传言所说，是个更喜欢妥协的民族。特别是，早在1945年4月，当贝奈斯到莫斯科谈判成立战后捷克政治安排时，捷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后来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已经明确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特殊道路。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异端的第一颗智慧种子。可能在布拉格之春之前的二十三年就已经种下去了”。

1968年出现的“布拉格之春”，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在苏联的镇压下，它流产了，而且其后的捷克，不得不牢牢遵从苏联的政治经济指令，成为“老实”的政治伙伴。但“布拉格之春”的“种子”显然并没有枯死，它是被种在群众心里的。当国家利益、思想意识形态分歧和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群众越加不满于苏联所强加的东西时，反抗总是会发生的。只不过，年轻的政治家兰斯多尔夫，以一种更鄙视和更淋漓的态度表达了它而已。

在布拉格，我们参观了著名的瓦茨拉夫广场。当年，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苏联坦克，就停在瓦茨拉夫雕像旁边。而瓦茨拉夫，正是十世纪波希米亚试图实行改革而被哈布斯堡王朝杀害的一位民族英雄。雕像下，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花。白色的马蹄莲和黄色的秋菊，把英雄映衬得更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