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保障的。可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以后，宪法保障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体制下，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由宪法来保证，只能由民主来决定。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终止，统一工人党就完全不能存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过去在体制上，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剧变当中，波党上下一致认为，这个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米莱尔说，回想八十年代，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社会主义会解体，预见苏共会垮台。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消亡了。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就像在两百年中发生一样，谁都无法预见。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席位分配格局，本来应该维持四年。这时统一工人党和农民党、民主党还占多数。可在两个月内，农民党和民主党就倒向了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成了少数党，团结工会成了提条件的党，出现了团结工会的政府。团结工会合法化后，一百万波党党员投向了团结工会。占少数席位的党的决定权就丧失了。

关于转轨，米莱尔先生说，目前，社会民主党主要向右翼发展，但从趋势上慢慢会向左翼转。这个过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欧洲性的。主要是对市场的干预度问题。如何把市场的高效和公正结合起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失败。这么大一个党的垮台，就说明了问题。是让自重压跨了，谁也不愿维护它。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党内曾有不少人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和民主化的程度，提出应适应西方体制。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市场化和公民化程度。

米莱尔先生说，私有化在波兰是有基础的。剧变前，虽然工业的主要部门为国有，由国家控制，但农村基本是私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国营农场，但更多的是私有土地。农村有很多小型私人的作坊。过去鲜花、水果的生产，都由小农进行。私有制的存在使体制过渡变得容易了。转轨后，很多公民对私有制是熟悉的。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波兰开始改革。允许海外波兰人回国投资大型企业。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一直占较大的比重。公民很容易融入市场经济，所以转轨容易得多。

米莱尔又说到，他和一些专家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谁都能模仿和照搬的。波兰是统一的民族和宗教国家。而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多元国家模式，使得人们希望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控制。而波兰统一的民族国家却希望摆脱集权的控制。比如上海居民收入很高，很富有，它要建立一个小国家不是更好吗？但这不可能，中央不会允许。因此中国需要中央的控制。但在波兰，各地区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在波兰更需要自由，而不是中央控制。

不知为什么，米莱尔先生在回答我们相当沉重的问题时，却显得很轻松。军管、圆桌会议、丧失执政地位、转轨，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命运关天的大事，可米莱尔相当轻松地就解答了它们。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失去了政权以后，是否可以回望一下社会主义的波兰，到底留下了什么遗产。对此，米莱尔先生略微思考了一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遗产，我首先要说，是人民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在波兰文盲已被扫除了。同时，波兰国界也是稳定安全的。原来波兰有三个邻国，即东部的苏联，南部的捷克和西部的东德。现在你看，我们周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立陶宛。南部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面则统一为一个德国。尽管经历这么大的变化，波兰却还是统一的。体制发生了改变，国界却没有变化。还有，波兰的对外关系也还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