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须分清的一个是非问题的是，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并进而建立战略关系，不是中美两国根据相同意识形态需要而采取的步骤。它实质上是因为苏联把自己塑造成了两国（甚至更多国家的）共同的敌人。对于这一点，苏联学者在“八九”之后有过反思：苏联政策的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估计迫使我们在远东集中很多兵力，这反过来又给中国造成了来自我方的威胁的印象。这自然促使中国采取对策 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同西方进行政治军事合作。”应该说，这个反思比一味埋怨中国加入反苏联盟，从而要对苏联被强加上军备竞赛负责的说法客观得多。

以别人的不安全作为自身安全的前提，是一种旧的安全观。它带着旧式帝国的思维痕迹，也是所谓超级大国欺辱别人的一种张扬。其结果反而是招祸于自身。在当今的国际新秩序下，安全原则首先应包含“一切人的安全”和“相互安全”的思想。它的基本内涵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侧面，即不能依赖或者靠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只能按相互原则去共同争取。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组成的国际秩序，只能在这样的安全原则里面得以保持。谁破坏了它，就意味着由大家维持的安全平衡被打破，破坏者便不得不接受报复。如果说，原苏联的某些人，仍然坚持中国要对苏联由军备竞赛而导致衰败负责任，那么也只能说明，他们时至今日还沉迷于大国霸权主义的思维中，还没有对苏联垮台的真正原因进行反思。而这种大国主义的霸权思维，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

五、关于失误的决策

在本文开始，我们就提出过一个疑问，即苏共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认识到首先要发展国内生产，把人民生活安排好这样简单的道理，而一意卷入同西方的军备竞赛和争夺，最终在无法挽回中走向衰落呢？

有时，简单的道理，就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在我们讨论苏联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的一系列过程时，有时会惊讶地发现，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失误，竟是在那样轻易地状态下，被简单的决策失误铸成了。这有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当然，简单的决策失误，必然反映着复杂的、长期的制度性原因。

事实上，当苏军坦克于1979年12月底开进喀布尔，苏联宣布对阿富汗的占领时，大多数苏联人也感到震惊。他们对此无法理解，同时也表示焦虑。不仅如此，连苏共高层人士，甚至政治局的成员，也不了解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这在一个有六十年执政经验的国家里，几乎成了苦涩的笑谈。毫无疑问，苏共核心层在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时，是完全脱离群众，是没有顾忌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它甚至“甩开”了领导集体，这就完全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说，这是苏共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屡犯错误，从而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由“三人帮”预先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这“三人帮”是，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老弱多病，他被三人所说服。这种说法或许真实，但并不能为苏共的决策错误解脱什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的军事综合体当时高度膨胀，已经达到可以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正是军工综合体的压力，使苏共核心作出了出兵决策。这个说法也可能有一定根据，但仍无法说明，在一个“党指挥枪”的体制下，部门利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

涉及军事行动的决策，一般需要高度保密。但是，一个有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仍不能由几个人说了就算。它应该通过领导核心的集体来决定。这是列宁确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规定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晚年，由于主要领导人的老弱多病，以及整个领导层的碌碌无为，这个组织原则在一些人的践踏下，就这样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