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应该对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负责任。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家们相信，精神灌输是教育人民最好的办法。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政治失去兴趣。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望。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最为反感的。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再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

相反，在原苏联时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广为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口号，虽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并不买账。曾经被勃列日涅夫誉为“由党中央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第3版），虽经官方费力鼓吹，但同样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所冷落。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不能脱离社会大众的基本价值观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论，再华丽的言语，一旦同人民的社会价值观不一致，那它立即会失去光彩，丧失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才是这个特定时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简单说，就是“什么是人民所想？”“什么是人民所望？”不研究这样的问题，等于理论意识形态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须进行研究。根据苏联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宣传完全变成一种政治标识，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广告，是十分失败的。本来，一种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识形态，它的宣教功能应该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特别成功的“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经验和经历。从苏联经验我们得知，他们以为对一个理论，对一个政策的宣传，越大张旗鼓、越铺天盖地、越旷日持久就越好。其实，这样做效果很差。在实质上，这种宣教是在运用权力，迫人接受，强制接受。而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是很困难的。真正有效的宣传，是生动的，是同群众心贴心的，是涓涓细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传必须真实、可信。在抗击“SARS”和预防禽流感的社会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