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用所谓“道德品质”、“性格人格”等来解读历史事件，最终是苍白无力的。其道理是，历史的真正轨迹，不是由某个历史人物的品质和性格决定的。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制度自身。毛泽东就说过，在西方国家，斯大林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这是发人深省之论。因此，从个人性格、领袖意志乃至历史恩怨来叙写历史，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们能暂时刺激人们的感官，却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例如当下海外风行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虽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对毛、周之间关系深文周纳，但最终还会引起人们怀疑：历史的真貌是这个样子吗？人的历史活动应不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革命者的品质是否真的是这样龌龊？除了毛、周，还有别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吗？等等。读过此书的人，会感到作者立意很难解。据说，香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部《晚年周恩来》，不能算作学术著作。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民所认同的历史，不是偏狭的个人恩怨，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党内残酷斗争。它应来源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动机。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经受历史曲折的原因。我们并不缺乏对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无数的历史、党史教科书中，却缺少对错误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学合理、缜密有据的历史分析，才称得上“信史”。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问题时刻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讲，有人会讲；你讲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来争夺市场。

在对苏联党失败原因进行考察时，一个关于历史“颠覆政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历史作用发生的时机。根据苏联的教训，当国家经济状态低迷，人民生活水准下降，群众已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历史问题的提出，便会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汇合在一起，形成对党的威信的巨大破坏力量。可见，处理历史问题的深入、合宜、得体、适当、宽松等等，是社会意识形态操作的重要方面。据此，我们也应该正确处理党史写作与宣传的时机。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下，让人民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党的历史，以增加人们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即使某种“好心”的“讳莫如深”和并非认真地对历史的总结，都是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利于最终的社会稳定的。

时代在发展。历史正在开始新的延续。因而，不应让历史“包袱”再阻碍新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作上说，应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相反。要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极为重要。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成熟化昭告我们：最安全的政策其实也就是透明和充分发挥民主的政策。

二、关于如何杜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问题

同上节立意相关，我们还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如何杜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

政治意识形态有没有“贬值”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苏联八九事件中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后10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亚纳耶夫在谈到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权危机，最大的贬值就是政治贬值。亚纳耶夫解释说，在苏联时期，当人们打开电视的第一频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挥舞拳头讲话；再换第二频道，仍然是安德罗波夫在挥舞拳头讲话。人们厌倦了，于是也就不再关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渐贬值。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贪污腐化、污浊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并没有贬值之说。这里所谓政治“贬值”，实际是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是指作为执政者奉行的思想宣传“失效”。它不再能唤起人民对党的爱戴、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官方意识形态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个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不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样，变得臃散而没有了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