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很早就熟悉，但他作为一位学者进入我的视野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一接触费先生的作品就觉得如此亲切，对他的学术贡献如此认同和敬仰，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费先生一生做过很多事，总结起来我认为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志在富民”，或者说是为了让所有的阿Q都能睡上宁式床。

我第一次读《江村经济》的时候很受震撼。在此之前，我看过几本西方的人类学著作，那都是他们对异文化的考察。这些著作非常客观地描述了异文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哲学思想、宗教、娱乐活动等等。这个粗浅的阅读奠定了我一个印象： 人类学是“不介入”的学科，只是客观地描述，提供给需要得到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人，比如殖民者可以参考人类学著作，以便建立更好的统治模式。

我觉得费老写作《江村经济》时，不大像是在写人类学著作。他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经常跳到前台来，企图为中国社会的底层人寻找一条活路。在西方经济和政治、军事的长期压力之下，西方工业产品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原生态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手工业生产模式，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乡村居民失去了手工业产品市场之后，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困境。如何让乡村居民增加收入，如何让这些贫穷的底层人过上温饱的、安宁的日子？这是《江村经济》的出发点，也是《江村经济》的伟大之处。这不是一部客观性的、描述性的典范人类学著作，而是为中国穷人和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探索性的著作。

中国在此之前没有人类学家，一旦有了费老，就有了自己的人类学家。西方最初的人类学家都是研究别人的问题，供自己民族所用。费孝通是研究自己的人群和社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费孝通在人类学领域是个开宗立派的人，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学疏离、客观、冷面的特质，第一次为人类学注入了热乎乎的灵魂。

将费先生放在西方人类学家的背景下来做比较，他当然是我最尊敬的人类学家。当我将费先生放在五四以来几代精英知识分子的背景下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他迅速取代了其他人物，成为我心目中感到最为亲切、最为敬仰的文化人。

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人制造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之中，中国被他们描述为一个野蛮的国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那几代人，希望中国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加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的压力。但是这些知识精英无力主宰国家的命运，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焦虑与失败之后，到了五四这一代，他们错误地将中国不能变法、不能实现宪政、不能适时启动现代化进程，解释为是由底层人的愚昧、保守、排外造成的——实际上，那是少数权贵人物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造成的。

于是，鲁迅他们就用西方的话语来向中国国民施加压力： 外国人说了，我们的文化是野蛮的，赶快变吧，再不变就完了。鲁迅的用心跟费孝通当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民族和同胞的新生。但是鲁迅采取的方式是用西方的话语来激烈地否定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尤其是否定和批判自己的底层同胞。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只要开口谈论底层人，必定是“愚民愚妇”那一套充满污蔑的腔调。鲁迅那一代知识精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精神上对于底层人的否定和批评更是激烈，那种忧愤的心态、绝望的心情、怨怒的眼神，时时跃然纸上。

鲁迅的小说为什么获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那么，我们就从鲁迅小说中，窥探一下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基本心态和看法。

中国为什么打不垮皇权？因为七斤不愿意剪辫子（《风波》）。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野蛮愚昧？因为闰土抱着香炉求神拜佛（《故乡》）。封建礼教为什么这么难于扫除？就因为底层人麻木而又迷信，他们只想着阴曹地府，想着捐门槛（《祥林嫂》）。精英人物的理想为什么总是不能实现？因为华小栓要吃精英人物的鲜血（《药》）。革命为什么无法胜利？因为阿Q企图借革命抢到一张宁式床供自己所用（《阿Q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