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航海资助，并幸运地发现了美洲，那是因为葡萄牙独霸了印度洋航道，阻碍了其他欧洲国家向最后一个金银宝地中国的进军，西班牙不得不设法开辟大西洋航道，以便率先拿下中国。由此不难掂量出中国在殖民者心中的突出地位。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页）。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象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4页）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试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当皮列士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竟然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政府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 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和掠夺——实现统治和奴役。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或者他们对于东方人的所求遭遇挫折之类，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遇挫之后，这种态度就浮出水面。

在1517年皮列士出使中国以失败告终（当年皮列士以葡萄牙政府使者身份来到中国时，那个强盗政府悍然侵占了马六甲海峡。由于马六甲王是中国明王朝的藩属，中国自然不能容忍葡萄牙的暴行，于是将皮列士这位使者关进了监狱。天天幻想着占领广州、统治中国的皮列士终于不幸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堪称赍志而殁）将近两百年之后，1792年，马戛尔尼率领着一个庞大的英国代表团，浩浩荡荡地从那个大西洋岛国出发，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驶向中国，前来对传说中中国的金银财宝进行评估和试探。

他们在政治交流和商业往来上失败得就像皮列士那样悲惨，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政府的供养下参观了许多地方，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情报，还描下了完整的中国海防图，这为他们日后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准确的军事地图。

这个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实际上是一个政客群体，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代表了新崛起的欧洲第一强国对于中国的想象方式。

他们说，无数的中国人像蚂蚁一样在大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往往，乞丐很少，大家很能吃苦耐劳，为了一口粗茶淡饭而奔波不息（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8页）。

他们说，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也快。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个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