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殖民主义陷阱

第一章  中国“国民劣根性”学说的殖民主义起源

1890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开篇说，西方列强想征服东方国家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国家政治如何腐败，纲纪如何紊乱，官吏如何渎职。西方列强想奴役一个人种的时候，其议院、其报刊天天都在嚷嚷那个人种性格如何野蛮犷悍，教化如何堕落黑暗，风俗如何腐化糜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全世界的仁慈之士都想施之以拯救之恩，蛮横之士都想趁机征服之、奴役之、改造之（参见《梁启超全集》（一），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像所有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掠夺过的国家；像所有非白色人种一样，咱们黄种人也是被西方列强征服凌辱过的人种。所以，西方国家的各色人等，出于征服、掠夺、凌辱、奴役之需要，对于咱们黄种人和中国国民，也发表了无数负面的描述和评价。

西方商人、政客判定中国人“软弱、鄙贱、无耻”

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以葡萄牙政府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成为欧洲派往神秘中国的第一位政府使者。来到中国之前，他曾经是葡萄牙王室派驻马六甲海峡的药材商务代表。在任职马六甲期间，他极力打听中国的情况。当时他写了一本地理学著作，名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有一章专写中国。他是怎样描写中国的呢？笔触是不是比较客观呢？中国作为一个极其庞大的事物，他究竟选择了什么角度下笔呢？他对中国的哪一方面最感兴趣呢？

《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写于1512—1515年）是这样描写中国的：“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十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9页）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贡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若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皮列士之所以如此不着边际地虚构中国的软弱，跟他们的“国家需求”密切相关。150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塞垮拉远征队前往征服马六甲的时候，就训令塞垮拉严密侦察中国的情报，训令的内容是：“中国人何时到马六甲或别处做生意？路途多远？带来什么货物？每年来多少船只？其船多大？体形如何？是否当年回国？在马六甲或别处有无商站房屋？其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身材多大？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不大？是否布置一个国王？有无不遵守他们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人在他们国家杂居？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宗教？崇拜什么神？有什么风俗习惯？中国国境延伸到什么地方？和哪些国家为邻？”

葡萄牙国王训令的内容，很像是一个总司令在发动总攻前夕对一个敌国的研究，其中，军事上的战略思路以及战术上的细节问题，都在研究之列。国王还特意嘱咐塞垮拉，这次航行，绝不可掠夺中国人的财物，不可以任何方式挑衅中国人。很显然，国王把中国看作最大的一块肥肉和最大的敌人，好像他们征服马六甲只是一个大战略中的一个小步骤，真正的战略大目标在于中国。

看过葡萄牙国王对海军将领塞垮拉的训令，就不难理解皮列士谈论中国的方式。他的言论跟国王训令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他的全部记录都是在整理情报，这份情报是对国王训令的殷勤回答。虽然那个国王训令是针对远征队司令的，而不是针对他这位商人的，但是，在五百年来西方殖民史上，所有踏上东方征程的西方人，无论他是商人还是军人，无论他是官员还是传教士，他们都共有同一个名字，那就是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