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了避嫌，特地说明本书“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说：“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治疗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上书，“绪论”第6页）作者将他隆重推出的结论含蓄地表述为“一个有趣的问题”，多少显示了他作为幽默滑稽大师的特性。但是这种含蓄的表述方式，这种幽默滑稽大师的风格，即使是身陷此种缺陷中尚未得救的愚昧中国人，也不难读懂。

本书最后一章是第二张包装纸，这张纸上所写的关键词，上文仅仅引述了一半，为求意思完整，我把刚才隐去的那一半补充进来，将整个句子完整地引用一次。作者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同上书，第248页）

为什么这些在黑暗的东方挣扎的野蛮人，一旦有了基督教就能得到拯救呢？在作者看来，野蛮的东方没有一种力量吸引人们追求光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时时都在引领人向上飞升。史密斯郑重地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为良心即是人格。人们曾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产物，是它所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罕见……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人生，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看来，史密斯写作这本基于传教目的的通俗小册子，是为了引领中国人“创造完美的人生”，以便懂得“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当然，这“真诚的爱”只有通过献给上帝才能“献给他人的利益”。

此书在西方世界受到欢迎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教徒，都是潜在的传教士。他们看待东方的眼光，看待异教文明和社会的眼光，跟史密斯大致相同。凡是讨论野蛮人的愚昧、黑暗等问题，他们之间太容易沟通、共鸣。

但是在非基督教社会，人们即使认可史密斯的描述有几分诚实，也无法完全接受它的布道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