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学解释

用两种文明的不同结构类型来解释中西文明近代的冲突，严复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严复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止足为教”“相安相养”“防争泯乱”，这是一种“安分敬制”为本位的非演化性的文明。在中国，如“砖石”般的整齐划一，一道同风，文化上的求同思维，可以形成超级专制帝国，一方面可以利用规模效应，发展出高度文明，但这种结构注定难以产生宏观的活力。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早认识到中西文化立国精神的不同的人，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立国精神的不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层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立国精神上的根本差异，反映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层面，就是“禁非有余，而进治不足”。当西方“竞胜性”文化与中国“防争泯乱”的文化相拮抗时，后者就必然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严复还指出，如果这两种文明老死不相往来，各走各的路，也无所谓好坏之分，但近代一旦接触，其胜负就立即决定了。

以“防争泯乱”为基本原则的专制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综合反应能力”消极特点？严复对此曾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严复认为，正是这种专制政体抑制了社会成员，包括官僚士绅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微观活力与主动性。他指出，自秦以来，专制统治的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不再受到他人的争夺，用“猬毛而起”的法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这些法令，十之八九，皆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⑥ 他还指出，中国的统治者，以钤制民众的主动性这种高昂代价，来换取统治上的便利与安全。专制政体不知不觉地使民众“弱而愚之”，其结果就使中国人在外敌威胁面前失去主动的自卫能力。这就如同“其卑且贱”的“奴产子”，无法与“其尊且贵”的贵人相斗一样。而且，更严重的是，庶民既然无权过问地方与国家的公共事务，那么，这种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与兴趣也无从发育与培养，其结果也就是“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何物，爱国为何语。”这种“舍一私外无余物”的“苦力”与爱国者战，断无一胜之理。⑦

严复的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清王朝对西方挑战的文化应对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社会难以产生在思想上，精神心智上与能力上具有应付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人才。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窒息了这种能力的生长机制。而且，这种政治倾向性随着专制政治的完备而愈演愈烈。用严复的话来说，“其弊之甚，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⑧

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一旦中国在面临来自西方侵略，形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机而产生要求变革的愿望时，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分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由于这个文明中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受“分”的文化所范模而具有的高度同质性，其结果是，一种思潮成为主流，就会压倒另一种思潮，也就是一种倾向总是“掩盖”与压倒了另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崛起，大都一呼百应，形成两极化的震荡现象。用严复的话来说“至于事极而返，则横议蜂起，溃然如堤堰之决。居上者欲捧土而彰之，而世风民气，遂不可问矣……”⑨严复所揭示的这一特点，解释了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陷入两极震荡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文化对社会成员起到价值同质化的结果。在西方挑战出现后，则这一文明又很难产生应付西方挑战的新路径。当外部挑战来临时，这种试错机制无法在社会内部通过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方式来形成，科举制下的士大夫难以产生世界眼光的人才只是这一现象的表现。在本文开头时所举的那些例子，何以在中国层出不穷，其问题就可以由此迎刃而解。

再也没有比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表面上看，中国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比日本的分散的幕府政治更容易通过接受西方挑战而走向现代化。因为大清王朝已经有了有效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制，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上也似乎更为开放，更为公平，按西方早期学者与观察家的逻辑，当时的中国只须稍稍调整政策，改革一部分官僚机构，运用这一自上而下的现成行政体制来推行现代化政策，就足以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富强。根据这种判断，中国比分散为二百六十五个藩的四分五裂的日本，似乎更容易推进本国的现代化。因为日本要实现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先改变封建制结构，统一分散的藩国体制，使日本中央集权化。中国只须走一步，日本却要走两步。

然而，历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打败比日本更早与西方接触的中国。从此中国陷入难以摆脱的民族危机。美国学者赖肖尔在他的《近代日本新观》对这一结果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他指出，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日本的封建的藩国制度，在形态与结构上都十分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而恰恰是这种封建制的同构性，使日本成为非西方民族中唯一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分裂的日本比中国更容易进行现代化？

首先，从宏观整体结构上看，日本恰恰具有前面所说的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的结构特点。日本在分封体制下，被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这种多元体制比单一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在结构上更富于变化，日本二百多个藩国各自形成小规模的多元的试错主体，因而更能对外部的挑战与环境的变化，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新重商主义的经济力量最为显著。长州藩就在很早以前与西方有交往，这比单一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更具有适应能力。这些多元共同体能够作出不同的反应。

相反，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对全国的严密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异己的非法的地方反应。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地制约了试错主体的选择路径，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性。

其次，从社会个体层次来进行比较，封建制瓦解过程中出现的游离武士具有革命性，日本分封制结构里形成的武士阶层，相当于先秦时代的游士阶层，他们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与游离性，他们作为自由个体，他们一旦游离出来自谋出路，他们比科举制度下的中国士绅更不受传统价值的束缚，失去晋升机会的下层武士则由于体制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致力于研究洋学，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在近代化过程中成为对日本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等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些人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科举考试公平地从社会上吸纳精英人才的制度，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迎合国家确定的价值标准，通过科举这唯一通道，获得权力、地位、名望与各种稀缺资源，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使中国士大夫阶级维护现行秩序方面远甚于日本。科举制度录用人才方面的公平性，也阻止了人才向其他方向流动。使青年热衷于经典与八股，士绅精英对传统体制的保守倾向，妨碍了改革派的出现。这正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