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细胞与砖墙：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比较

前面，我们把西欧文明与传统中国儒家文明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前者是以小规模、多元性、分散性、流动性与竞争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虽然漫长的历史中也有过教权至上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但这一结构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后者则以大一统、一元性、集权性、安分敬制性的方式存在的。从结构上看，欧洲文明更像是一个由无数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中国古代文明更像一个由无生命的砖块按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而成的巨大墙体。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明的生命潜力。综上所述，西方文明具有小规模、多元性、自发性、微观个性的竞争性、开放性，以及流动性，所有这些因素，恰恰是生物体共有的特性。欧洲文明上述这些特点，造成两个重要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自主个体细胞所具有的微观试错机制。第二种能力是个体的多元性所具有的适应环境挑战的微观变异能力，使一个文明整体具有了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与适应能力。正是这两种能力的结合实现了整体的演化趋势。

为什么演化只能在这种结构中发生？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来看，一种文化对新事物的适应，首先是一个分散化的试错过程。这种试错过程的作用就是应付我们的这种无知状态。因为人类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个体中的差异，使人们在应对挑战时，可能存在着个性上的差异，创新与变异在个体中发生，然后，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有些变异特别能适应新挑战，它就对其他个体起到示范作用，其他个体纷纷向它仿效。多数人接受了变异。成为共同准则。西方文明的结构特点具有通过小规模的个体的自主选择与变异，来形成微观个体的试错机制，以及竞争个体之间存在的区位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巨大的动力。这是一种在结构上有助于社会内在生长机制的文明。

前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自罗马帝国崩溃后，虽然从此无力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秩序，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统一帝国文明带来的规模效应，但却具有强大的发展潜质。这是因为，无数自主的个体在多元性内在的竞争过程中，却存在个体变异的广阔空间。一旦出现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个体变异，并进而使这一变异特性扩展到整个欧洲其他地区，就会由点到面地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文明。这种文明远比以“分”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优势。虽然，西欧文明的潜在活力，在前现代并没有显示其价值，但一旦产生资本主义，就会如同中子碰撞，激发出巨大的能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微观的个体的自由，对于一个种族应对复杂多变的危机，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选择，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对这些个体的选择进行筛选，从中挑选出收益最大，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那种办法，来应对环境挑战。正因为如此，个体的自由，个人行为的不受约束，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正如一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只有当无数微观个人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所处的特定环境进行调适，文明才能得以累积性的进化。一个社会才能在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中，获得文明发展的更多的动力。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文明的砖墙结构性质。只要我们再读一下前面引证的吕祖谦的那段由十二个“不”字结合而成的议论，就可以理解，中国以分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把社会成员变成工场里由砖模制造出来的整齐划一的砖块。然而后机械的方式把这些砖块凝固成农业帝国的巨大墙体。如果砖头出现任何差异性、自主性、多样性，无疑是对墙体安全的威胁，必须予以修整。如果不能修整到划一的程度，则这块砖头就必须废弃，哪怕它是用玉制成的，对于城墙来说，不合“分寸”的砖头就如同废物。一个要求臣民安于法度分寸之内的文化，一个“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使其“志虑不易，视听不二”的文化，注定要把个体的自主性与竞争性，视为“逼上无等”。这是一个“反个体竞胜性”的文化。传统的儒家文明如同一块墙体一样，将注定以农业帝国的精致化作为其发展途径。它对环境挑战与变化的适应力是相对迟钝的。

让我们先抛开这些或许过于抽象的理论言说，通过中国传统的游士阶层的消失这一例子，来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在结构上与西欧前现代社会有类似之处，由于多元国家并存，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流动性与各国之间的竞争性，也是这一时代的结构性特点。与这一结构相对应的是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游士阶级。他们特立独行，交通王侯，有独立的道德观念与英雄气质，用司马迁的说法，他们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诺，舍生取义，杀生求仁，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而不辞。先秦游士的这些特点颇与日本的浪人或欧洲中古的骑士相类似。这些生活于民间的游侠，一直存在到西汉初年。班固称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

游侠体现的是一种多元性、小规模性、竞争性、流动性的价值取向。先秦时代的伯夷、叔齐、孔子、墨子、老子、荀子、李斯、韩非子、苏秦，以及由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君所养的那些侠士，以及战国贵族所供养的“鸡鸣狗盗之辈，他们所代表的多元的价值观，以及他们作为社会自主的个体面对环境所具有的自主选择能力，正体现了先秦中国社会上所具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微观试错与社会变异的机制。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所体现的文明进步与繁荣，正是这一阶层文化活力的最雄辩的体现。

然而，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他们悲惨命运的开始，到了汉武帝时代，著名游侠郭解全家因细故而遭到族灭，从此以后，游士阶层被帝国统治者当作异端而予以镇压，从此走向消亡。班固与当时许多士大夫都称赞汉武帝诛杀郭解的做法。他们认为，游士“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游侠“结私交”，形成与政府不同的权威。游士们“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即以迎合政治上与中央离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还认为，游士的价值就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私忠，所有这些都是与大一统时代所要求的臣民对帝国君主的公忠，以及建立在对“名分”之上的无条件顺从皇帝的礼法相悖离。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游士的存在是对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直接威胁。

游侠被清洗，是此后中国文化发生大转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意味着中国先秦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多元性、小规模、流动性、竞争性组织结构的最终消失。而西汉以后的中央专制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全面垄断，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国社会通过小规模自主性的个体的微观试错方式来寻求发展之路的机运。从此以后，中国走上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演变路径。

在中国，士绅知识分子取代了游士的地位。帝国统治者利用国家垄断的名位权力资源吸引并供养士绅官僚精英。但供养的条件就是士大夫必须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用，国家用统一的价值规则选拔人才，并约束士大夫知识分子精英。但国家对礼名器的垄断，形成了社会上的上下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个人选择空间。以下故事最能说明士大夫自主性的丧失以后他们的命运：

上（汉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有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治天下乎？”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耳。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③

在汉武帝看来，士大夫知识分子唯一的用途在于为帝国效忠，一个不能为帝国再效忠的士人就是废物，留着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大一统文化，到了宋代更为变本加厉。由于汉代以来的各代皇朝难以解决大权旁落的困境，于是新建立的宋王朝做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制度变动，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对此种变动，作出如下概括性的评论：

（宋）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在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④

如果说，西汉时代剥夺了社会民间的自主性试错机制，但还多少保留了地方官府的自主性，那么，到了宋代，地方政权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自由处置权、因地制宜的对环境变化的变通权、主动性、活力、微观自主性，也就从此就被进一步剥夺了。其后果与代价就是：

今之人君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⑤

前人这一段评语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结构越来越走向作茧自缚的困境的封闭趋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压抑个性与地方自主性，来实现宏观稳定原则的文明的盛衰史。大一统、同质性、一道同风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格律化，成为“分”为精神的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可以解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西方人会发展出对人类文明有划时代伟大贡献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则走向沉睡与封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说过一句极具哲理意味的名言“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玫瑰”。在文明演进的比较上，这句格言同样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