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规定上午练到１１时，邓亚萍就给自己延长到１１时４５分；下午训练到６时，她就练到６时４５分或７时４５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９时，她练到１１点多。每天训练，邓亚萍都是最后一个走，等她回到宿舍，队里的就餐时间已经过了，她只得自己用电炉煮面吃。直到后来有一次，张燮林教练查房时才了解邓亚萍为了加练吃不上饭的情况，他向领导汇报后，邓亚萍的晚饭问题得到解决---特许她与每天练得很晚的体操队一起吃晚饭。

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运动医学专家曲棉域曾给邓亚萍作过检查过，令他也没想到的是，赛场上虎虎生威的邓亚萍从脖子以下几乎全都有伤。那时，为对付腰肌劳损，邓亚萍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得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邓亚萍获得女单冠军后在摄像机前泣不成声地说："太难了！"这一声感叹令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张燮林教练说："像邓亚萍这种倔强的人，我还从未见过。她的苦练精神使人感动，让人慑服。"回首往昔，邓亚萍感慨地说"要想打好球，先要做好人。球场上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技术，而是人的精神气质。"

小学学历的她三级跳远跃升为国际体育专家

成功的事业需要规划，完美的人生也需要正确的规划。对于从小便放下书包拿起球拍、只会打乒乓球的邓亚萍来说，规划人生就代表着舍弃和重新开始，以及需要为此含辛茹苦的付出。

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后，邓亚萍登上了她乒坛生涯的巅峰。身处绝顶，邓亚萍有了些迷茫。在迷茫中她不断思索，终于悟出，观众看球赛不仅看谁得冠军，还从运动员身上得到启发和鼓励；而自己打球也不能仅为得冠军而打球，生命里应该还有比冠军更重要的东西。于是，邓亚萍萌生了去上学的念头。邓亚萍上学的申请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准，清华大学向她张开了欢迎的双臂。邓亚萍本来想专门学外语，但是清华大学没有外语系，最后她选择了经济信息管理专业。学校根据邓亚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３个阶段的主修课程。第１阶段学英语，第２阶段学中文，第３阶段学经济管理。因为大学现在都是学分制，所以她可以学一门，结业一门。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邓亚萍迈进清华大学的课堂，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走进大学的现役球员。老师想看看邓亚萍的英文水平，让她写出２６个英文字母。费了一阵心思，邓亚萍大写连小写一块算上，总算写出来那２６个字母。一方面，邓亚萍是大名鼎鼎的乒乓国手，一方面她对于英语知识又是如此的贫乏。从一个无比成功的事业领域走到另外一个要从头开始的领域，从顶峰的高点到一个最低点的落差，令那时的邓亚萍无法接受。她陷入困惑，一时间，她发现自己需要找回自信。聪明的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与同学们相比，自己的学习基础是差很多，但十几年来转战世界参加一个个重大体育赛事的经历，尤其是对意志的锻炼以及养成的坚韧不拔的气质，又都是一般同学所没有的。这样一比，邓亚萍感觉自己与同学站在了一个起点上。

那时，听老师讲课对邓亚萍而言无异于天书，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要强的邓亚萍并不给自己找理由和借口，她将在球场上的斗志转移到学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上课时，她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笔记，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邓亚萍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３个第一---从课本第１页学起、从第１个字母、第１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１４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那段时间她每天５点钟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１２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由于学习太过辛苦，那期间邓亚萍脱发很厉害，但多年闯荡赛场的她坚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３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让英语学习尽快有一个突破，１９９８年２月，在清华大学经历了３个多月与老师一对一"家教"式的英语课程之后，在老师的建议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２月２６日，邓亚萍作为清华大学交换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突击学习英语。

异国求学，对邓亚萍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邓亚萍就读的纽汉姆学院是隶属剑桥大学的一所小学院，类似于国内的语言进修学院。这里的学生主要以外国留学生为主，而邓亚萍是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初到英国，衣食住行全要自理。当邓亚萍第１次穿着防雨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都为世界冠军还骑自行车来上学而感到不解。有一次，邓亚萍想到邮局给家人汇钱，可看着那张满是英文的邮寄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填写，只有悻悻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