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第４１届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千叶举行，邓亚萍与朝鲜选手李粉姬争夺女单桂冠。当时，萨马兰奇到日本访问，日本的皇太子陪他观看了比赛。邓亚萍在比赛中展现的高超球技和咄咄逼人的气势给萨马兰奇留下深刻印象，当被邀请为邓亚萍颁奖时，萨马兰奇欣然同意。那是萨马兰奇首次给邓亚萍颁奖。时年才１８岁的邓亚萍对萨马兰奇没有任何概念，也意识不到奥委会主席为她颁奖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她和这位老人的一段奇缘已经开始。

在邓亚萍的体育生涯中，萨马兰奇曾先后５次为她颁奖。在邓亚萍两次获得奥运冠军的颁奖典礼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都特意来到现场为她颁奖。鲜为人知的是，这两次颁奖，都是事先已有的约定。

在日本千叶颁完奖后，萨马兰奇郑重邀请邓亚萍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参观。他的邀请一发出，在场的中国体育官员都吓了一跳。要知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全世界的体育领域里可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可他却亲自向一位中国运动员发出邀请，这怎么不是一件稀罕事。可邓亚萍却不懂这些复杂人事，也不觉得这个邀请有什么了不起。她认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要邀请一个运动员去参观，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届世乒赛结束后，邓亚萍就如约来到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访问。她一到总部的大楼门前，就被萨马兰奇的秘书告知，平时总部只升五环旗，哪怕是一些国家的部长来也不会破例；可今天为了迎接她这位贵宾，萨马兰奇特意安排升起五星红旗。

而与萨马兰奇在总部饭店的大堂见面时，邓亚萍从萨马兰奇的口中得知，自己是全世界运动员里第１个被他正式邀请访问国际奥委会总部的人。如此，邓亚萍才意识到，自己这趟洛桑之行意义非同一般。在欢迎宴会上，萨马兰奇从桌子上拿了几块巧克力给邓亚萍，并嘱咐她说，作为乒乓球运动员，不能多吃，要防止发胖。这些细节给邓亚萍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在这些细节里，你可以感受得到一个长辈对晚辈的那种爱护。"令邓亚萍更没有料到的是，萨马兰奇对她说，１９９２年奥运会正是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举行，如果邓亚萍能拿冠军他就去给她颁奖。做事认真的老人问起女单决赛的时间表，邓亚萍表示不清楚。萨马兰奇的翻译查到了女单决赛的日期，老人竟自己掏出本子，郑重地记下了那个日子。看到老人的这个举动，年轻的邓亚萍很感动，她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奥运女单的金牌拿下来。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邓亚萍果真获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萨马兰奇也如约给她颁奖。

１９９５年，邓亚萍第２次访问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在接见邓亚萍时，又提出如果邓亚萍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冠，他会再次给邓亚萍颁奖。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夺冠军容易保冠军难，何况这是相隔４年的事情。但是，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邓亚萍成功卫冕冠军。专门安排为邓亚萍颁奖的萨马兰奇颁完奖后，又拍拍邓亚萍脸颊的画面，将这种欣赏永远定格。此后，每逢邓亚萍参加的重大比赛，萨马兰奇一定亲临现场，并为夺冠后的邓亚萍颁奖。久而久之，中国乒乓球队对此习以为常，并给萨马兰奇起了一个外号---外公。有时候，领队或队友会通知邓亚萍，"你的外公来了"，邓亚萍就知道，他们说的是萨马兰奇来了。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是资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与萨马兰奇的私交颇好，他曾经问过萨马兰奇为什么这么欣赏邓亚萍，萨马兰奇对此的回答是邓亚萍的身上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他解释说，邓亚萍的身材不高大，可以说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她能够称霸世界女子乒坛，那一定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头。对于邓亚萍，萨马兰奇曾这样评价道："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士，我非常欣赏她的性格，在巴塞罗纳和亚特兰大两届奥运会上我都有幸亲自为她颁奖。"

对于萨马兰奇的偏爱，邓亚萍个人的理解是出于他对中国的友情和对中国人的友善。给她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国际奥委会开会的时候，萨马兰对邓亚萍讲起有中国小朋友给他写信，称他为"萨爷爷"。萨马兰奇对这个称呼感到很高兴，他建议邓亚萍教他怎么说"萨爷爷"。邓亚萍觉得，由于萨马兰奇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真诚的友谊，而对中国人抱以热烈的感情，而自己就成了萨马兰奇热爱中国的那个具体的"点"。

在邓亚萍的运动生涯中，她和萨马兰奇的交往并不算太多，但是每次见面，萨马兰奇对她说的话，都会对她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亚萍回忆说："在我打球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作为最好的选手，就要去争取世界第一。"１９９５年应萨马兰奇的邀请第２次去国际奥委会总部作客时，萨马兰奇提出邓亚萍应该学英语的建议。当时的邓亚萍笑着回答："您又让我在奥运会上拿冠军，又让我好好学英语，我顾不过来。眼下对我来说还是拿冠军重要！"其实，萨翁的话已经被她记到脑海里去了。

１９９６年底，邓亚萍被萨马兰奇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而她在第１次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遇到了颇为尴尬和难受的场面。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有１９个委员，来自于１９个国家和地区。按规定，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成员工作时必须要用英语或法语进行交流，不会英语，就无法承担运动员委员会的重任。当时，委员会讨论议题时，邓亚萍只能带着翻译去开会，由于话题转换很快，邓亚萍经常无法和同事们保持同步。而且，作为委员会中仅有的两个亚洲代表之一，邓亚萍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因为她代表的不仅是中国运动员，而且是整个亚洲。这时，她重新想起萨马兰奇的建议，下定决心一定要过语言关，为亚洲运动员争取更多的权益。如此，才最终促成她退役后转向求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