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２０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３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绝不抒写一行诗。"

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牛汉这类咏物诗，往往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人生感受突入客观对象里，在主体与客体的猝然相遇、浑然一体中提炼诗意和理趣。但这种"七月"遗风，在诗人已届花甲之时被突破和超越。他不再用他早已稔熟的物我一体的感悟方式，而是进入一种自由无羁的、辐射式的梦幻写作状态。《梦游》、《发生在胸腔内的奇迹》、《空旷在远方》、《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及９０年代的诗篇就是这种超越的成果。他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铁的山脉》和《丰碑》两诗，写铁山虽遭风雨雷电的袭击，却仍等待"献身的时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写天安门前那"粗糙的花岗岩"和"朴素的水泥砖"为能铺成"宽阔的路"和"神圣的广场"而无限欢欣！歌颂的实际上都是不顾自己荣辱得失的为人民做奉献的伟大忘我精神！毫无疑问，人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剧的崇高美，还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令人兴奋鼓舞的时代的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