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进了牛棚。"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我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我错了。"往事如烟，屠岸不堪回首："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呆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张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呆在一间屋子里，凤子呆在我们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会有人听到了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被勒令汇报看到的情况。有时我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唯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１９６８年之后，屠岸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成堆成群，心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１９６９年９月，屠岸去了文化部五七干校，从怀来到宝坻，最后到了天津郊区的静海县团泊洼。屠岸在静海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拥有自己的一块心灵净地。夜深人静之时，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诗人就像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在自己的心里进行"地下艺术创作"。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也不能阻挡诗人的心灵写作。这时他写过的诗词中有一首《清平乐》是这样的："三生有幸，毕竟棚门进。恶鬼瘟神全得信，硬着头皮听训。一抬头阵阵春风，低头懒得装疯。惊叹疯狂世界，呜呼救救儿童！"

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生命的春天来到了，诗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机会，才有了在艺术天空里重新翱翔的激情。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担任过该社的总编辑、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诗人的创作环境改变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如同一棵饱经沧桑之树，强劲、坚毅。一首首佳作从诗人心灵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白芙蓉》一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力作，此诗被选入由卞之琳、牛汉主编的《共和国新诗五十年》之中。

作为十四行诗的作者，屠岸一谈起它马上神采飞扬。他认为十四行诗与中国古体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诗就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诗那样随意，而是有开头、高潮和结尾，有起承转合，足以充分地咏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国十四行诗代表诗人是冯至。

１９８６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诗集《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此诗集出版后，得到众多诗界同仁的称誉。诗评家杨匡汉称"《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李元洛对诗人的诗大加称道，称"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他的风格整体美学特色可以用'高雅典丽'一语来概括"；著名诗评家谢冕、吴思敬也都对其诗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属于哪个诗歌流派？"对此，屠岸说："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总的说来，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您认为中国新诗是否存在被冷漠的现状？主要问题在哪里？"屠岸直言不讳："当代诗坛并不是没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认现在新诗处于低谷。真诗和伪诗在相互搏斗，新诗在严峻的环境中进行着艰苦的挣扎。某些诗人或者对环境不适应，或者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进、信息爆炸、经济全球一体化等时代特征给诗歌提出新的课题。穷则变，变则通。诗人们也许正在寻找一条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受众的诗歌道路。但是我要说，万变不离共宗，诗歌不能离开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