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这封信中表示，并不是为自己工作不认真找借口，相反，这些年来自己什么都不写，正是把写作看得过于认真的结果。在谈到自己1949年后的遭遇时，沈从文写道："记得在过去若干年前谈到写作问题时，我即主张万壑争流、争成就，不在寻章摘句上找问题，彼此消耗……当时没人相信。后来却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学口号出现，才保存了些力量。后来到另外一时，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沈从文被迫放弃文学创作的难言之隐痛。可是，人在那个时代，个人慨叹是渺小的。如果说沈从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汪曾祺的人生经历则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了。1962年1月，汪曾祺调北京，任北京京剧团编剧，直至离休。沈从文对于汪曾祺的现状有一丝隐隐的愧疚。

1962年10月15日，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王逊（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教南开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来访，可能引起沈从文的一些感慨。同日，沈致信程应铨。信中谈到汪曾祺的遭遇时说："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

人的命运不可预测，汪曾祺在"文革"中大起大落，因革命样板戏而起，因革命样板戏而终。"文革"中，江青抓革命样板戏，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团的编剧，被江青青睐。汪曾祺甚至一度风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黄裳在《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中亦曾提及："后来曾祺上天安门，那时我在干校里，却为此而挨了一顿批斗，警告不许翘尾巴。"

"文革"中，沈从文被抄家、被贴大字报、被批斗、被罚打扫厕所。随后，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结束后，沈从文和汪曾祺如枯木逢春犹再发，沈从文出版了《中国服饰史》，奠定了文物专家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著名小说家的地位。沈从文失传了30年的文学源流，由汪曾祺续接上。

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汪还为老师写了一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逝世。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从文先生逝世后，张充和题了一幅挽辞：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汪曾祺以《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这一对师生，都是"赤子其人"，身经动荡起伏的20世纪，得失荣辱，淡然处之。

1997年，也是一个鲜花盛开的5月，汪曾祺也驾鹤远行了。这样的人间极品老头儿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