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划为"右派"，汪曾祺很豁达，看得开："从某种角度看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随遇而安"是汪曾祺的人生经验，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练。他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疤痕的。人的心，很脆弱。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60年10月，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摘帽以后的汪曾祺留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主要工作是画了两部图谱，一个是《中国马铃薯图谱》，一个是《中国口蘑图谱》。

汪曾祺"右派"帽子摘掉后，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师生之间，飞雁传书，交流内心真实的想法。1961年，沈从文复汪曾祺信中，谈到自己未能忘情文学创作，然而又顾虑重重：

近来看了些文学书，血压也下降了些，不免静极思动，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什么玩意的。真近于古人所说："跛者不忘履"，还简直不忘飞奔！并不是想和年青人争记录，那是不必要的。也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只是幻想如果还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假定说，此后还可活过几年，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来用契科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