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