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十六开纸五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五页了。”

“可以，这样精简可以。”

接着谈起别的话题，我说：“在这劳动改造，劳动少，写材料时间多，心不安。我希望回市局去，免得市局的人都来这找我。”

“回市局也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小房子，屋内有桌椅，可以写材料，看看书报；我还希望吃一点小米粥，因为我牙不好，吃高粱米不消化，还没有营养。”

“还希望什么？”

“每礼拜改善一二次生活。”

“你的希望还不高，可以办到。”

“最近我可以回市局么？”

“你先准备吧，也许快。”

我回来心里真痛快，这回见了天日了！回到车间，偷偷地收拾东西，这回可要离开长春监狱了。

过了两天，提我到典狱长办公室，是审过我的那位女干部审我，范典狱长陪着她。

她要了解一个姓丁的材料，并拿出一些相片叫我认。第二天又来提审，还是在典狱长办公室。我估计这位女干部是处级以上的，因为很少有在典狱长办公室审讯的，并且吉林公安厅刘科长对她也很客气，比科长都大，还不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她问我：“你研究研究，长春解放前学校里的特务，可不可能有潜伏下来的？有没有布置潜伏的？”

“我知道没有，因为当时只有长大。而长春大学大部分也迁到了北京，长春校本部又没有多少人。别的学校根本没有人了。”

“中统方面的情况你知道吗？”

“中统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但也从没听说有去学校潜伏的，如果有潜伏的人，可能是自发的。”

“你说这个姓丁的，他可能不可能有潜伏任务？”

“我看不会有。”

“怎么不会有？”她接着又问。

“这个姓丁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不是中统，他与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认识，王中兴在长春没有潜伏任务。王中兴与我一块在长春解放之夜突围，没突出去，他便逃跑了。他的事我很清楚，王中兴没有布置潜伏，姓丁的要潜伏，也是自发的。”

她叫我把这些判断写一下，我又写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我就凭写材料争取，如果不靠这些材料，长春监狱对我的事，不能解决得这样快。

我等着回市局呢，眼前的事都是敷衍。不说长不道短，千言万语我都忍在肚子里不说了。回忆一下，那晚上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一进门，把我冷不防按倒在地，砸脚镣戴手铐，张管教员坐在椅子上拿着纸烟，歪着脑瓜，那个得意的样子，我真不敢想，气死人了。张管教员胜利了吗？不见得。

12月24日，早晨起床，按惯例要出号到工厂去，但这天班长把我留下来了，我心中明白这是叫我回市局。有的犯人一看把我留下，又以为出了什么事呢。下午，把我调到二监九号。一会儿来了一些反革命犯，内中有刘荣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