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摊，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四个人，右边第二个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四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盗窃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

他说：“不想走。”又说，“那一天，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我一寻思，不走不走吧，我没到机场，就留下了。”

问他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他说：“没有。”既不走，又无任务，这不单等着送死吗？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算了，将来就会明白的。

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职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谈旧人旧事，形成了高潮。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到这万无禁忌畅所欲言。有一些人，如卢广续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人家都走对了路，自己还在这关押，心中颇不是味，自惭形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