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这就能释放吗？干什么去呢？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最后这样结论：不用想，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切都有了。现在要办点货，充实一下，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那不是贻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个黄鹤②，年龄不大，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我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没听说有个黄鹤。也许一九四八年以后去的？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老黄！傅作义那儿你呆过？”

“呵，呵……”

“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二处处长史弘、三处处长任兆同、副官处长黄记五，他们在北京没有？”

“我在外边，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就不能工作。胡说八道，冒充！再说，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后嫌官大，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有意思。这内中有文章，有奥妙。

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上面有社会关系，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我们一看，这是释放前填的一张表，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人员说，在台湾的关系，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听，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填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填完了这张表，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有一些人，如陈旭东、万厉、黄鹤，见人就说“快了，没有几天了。”这些话我不讨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他们的心是好的，属于“吉利话”的范畴之内。

又继续写材料，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要我写。每天都有，还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对事务长说：“哎哟，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领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补一补，可以穿。”

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这证明走不了了。接着又给我发了一床崭新的红花棉被。照理说，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征兆说明，我们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安心吧，必须有个两年计划。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

每天上午学习，看书报，每礼拜三合并讨论，大家发言。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登在《人民画报》上。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们一看，议论起来了：“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们还是中国人呢，也该放了。”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也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学习收获不大。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