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刑前，袁崇焕口占一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始终心怀祖国，是他给予后世的一个榜样。可惜，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毁灭之旗，已经迎风招展，预告大苦难即将来临。

在他之后，杨嗣昌在边关战败，害怕成为第二个袁崇焕，只得死于沙场；洪承畴以弱御强，坚守松山制高点，等待战机，但崇祯再次错误决策，要求速战速决，主动求战，使皇太极试图引出明军主力的意图得以实现，本来绝不会轻易上钩的洪承畴，在崇祯的军令之下不得不钻进清军的口袋，导致全军覆没，只好被迫降清；祖大寿领兵十万，因是袁崇焕部将，被崇祯疑为叛军，不敢撤退，在锦州弹尽粮绝。

正当辽东局势危急之时，中原李自成四处出击，内忧外患呈两面夹攻之势。崇祯见势不妙，暗示陈新甲上朝提议与清议和，而当陈新甲遭到朝廷上下以"背主求和"的欺君之罪弹劾时，上疏自辩："求和是实，何来背主"？结果，本来是奉旨求和的陈新甲，因为这句"真话"诿过于皇上，引来灭门之祸……

国将不国，大厦将倾，崇祯还在那里妄自尊大，死要面子活受罪，说什么"堂堂天朝竟与鞑虏议和，丧权辱国，奇耻大辱，严惩不贷"。其实，真正需要"严惩不贷"的，应该是崇祯自己。有句话叫"气数已尽"，含有绝望的哀伤。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气数就是人才。然而，直到崇祯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时，他还以为自己死得很有"气节"，他的悲哀正在这里。

大错不断，大明皇气黯然收

朱由检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十一个刑部尚书。后人评价崇祯是"求治太急，用刑太严"，这正是加速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由于他的喜怒无常，滥话淫威，所有的阁臣，尚书下场大都悲惨，多数是罢官，遣戍，有的被关入牢狱，甚至被诛戮。作为朝廷钦差的总督、巡抚，下场亦惨。其中总督为他所诛者多至十一人，巡抚被他所戮者亦达十一人之多。这不仅在明代，就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他这样凶横地践踏朝臣，群臣自然也不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尽忠。崇祯帝所固有的罕见的猜疑，使他直到临死之时，还认定他不是亡国之君，而臣下则全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在这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下，使他对朝中大臣都心存戒蒂。这种多疑多忌，使他与臣下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并使他机关算尽，作茧自缚。其间，崇祯用人的做法，的确发人深思：

一是朝三暮四，随意择相。如周道登，正式任命后又觉其奏对浅薄，立即罢去。文震孟正值盛年，一心持正讽谏，崇祯以其讥己，仅两月即罢去其职。其他阁臣或数月，或半年，或一年，或二年即去位者，比比皆是。

二是待贤无方，有才不用。如韩扩是崇祯再次召回的知大局识大体的顾命老臣。崇祯元年十二月到任，三年正月罢去，任期仅一年。孙承宗才兼文武，以阁臣兼治兵，崇祯二年十一月受命于危难，四年十一月罢去，任职仅两年。办事极有活力的刘鸿训，只因背后说了句"皇上毕竟太年轻"，就为崇祯所忌恨，必欲置之死地，因众臣力救才得免死，充军后死于戍所，其在位不足半年。

性宽厚、识大体的成基命，在袁祟焕问题上一再请求崇祯处置慎重，被少年自负且气盛的崇祯斥之为"因循"，成基命以为多事之秋，治国如理乱丝当逐步理出头绪，崇祯则以为治国当操切，要纠之以猛。总之，其见解不合崇祯的口味，在位不足半年就被周延儒代替。

明代的一大科学巨匠徐光启，在边政困难之年，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主张强化武器的杀伤力，强调练兵铸造西洋大炮用于"辽事"；在民生问题上，主张屯田垦荒，著《农政全书》以表他爱国爱民的忠悃；还主张还盐政之权于国家，严禁私贩，以增加政府经济收入，减少加派。徐光启极富才能却不被崇祯所重用，久居庸相周延孺、温体仁之下。可怜徐光启甚至还没有机会在朝堂上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