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期所用首辅陈演、魏藻德更甚温体仁等一筹。陈演才庸而无学，但有结纳宦官的特殊手段，常常通过宦官做内线，时刻掌握崇祯的思想和行为。故而，陈演随时均能揣摩崇祯的心理，言谈对路，深得崇祯的倚信。陈演对军国大事也不能出一策、划一谋，且以贪污著称，李自成入京师。刘宗敏系陈演于军营，第一天就逼其献出白银四万两。

魏藻德是崇祯十三年进士，殿试时由崇祯亲自选中状元。其人华而不实，有口才善吹牛。崇祯只通过唾沫星星盲目揣度魏藻德有抱负有才气，甚至还可能力挽狂澜，因此，破格提拔他为首辅。其人其实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倡议百官出钱捐助以解决明朝财政危机。李自成入京师，刘宗敏追赃，入阁总共不足四年的魏藻德出万金，可见其贪污成性，私囊才如此充实！

崇祯还走马灯似地选择和更换宰相以下官员。相臣得罪以罢免为主，格杀尚少，相臣以下则不然。如崇祯二年，努尔哈赤南下，京师被困，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论死。山西巡抚耿如杞统兵五千入援先至京师。按军令：兵到汛地扎稳，才给饷。兵部第一日调耿部开通州、明日又调其守昌平，又明日再调良乡。由于不得汛地，三日无饷，于是兵饥无食，鼓噪大掠，崇祯竞下令斩耿如杞。又如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南下，文武诸臣罪分五等，三十六人同日问斩。其中山东巡抚颜继祖视奉命移驻德州，标下兵卒仅三千人，还不断被更换。兵部尚书杨嗣昌亲令颜继祖专防德州，济南因而空虚。颜继祖也曾就济南增防事提出意见，未被采纳。清军克济南俘德王而德州城防完好，崇祯不奖守德州之功竟将颜继祖下狱问斩。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吏无不战凛，恐惧不已。

这是一个用人太骤和杀人太骤的可怕岁月，也是一个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的恐怖年代。总之，崇祯统治时期的吏治混乱，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吏任、免、罢、杀的大翻炒！古来有一句至理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鱼）。"任何稍悉烹小鱼奥妙的掌勺人都知道，不能用炒勺勤炒勤翻。崇祯的悲剧就在于，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鳖脚的掌勺人，他不停地对国家和人民炒、翻、穷折腾，搞得国家面目全非，天怒人怨，最后连同他自己也在"炒锅"中化为灰烬。

崇祯除了应付年年从未断绝的兵事之外，还需应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干旱、地震、蝗灾、疾疫。要剿流寇，要赈灾区，要防边患，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件东西，那就是：钱。在对待钱的问题上，崇祯再次犯下大错。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在东北边境，后金的侵略更加频繁。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对金的战争，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崇祯三年，加一百六十五万两为"辽饷"，十年，又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十二年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征收量不能超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 ，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对其统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断生路。

罕见的自然灾害，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崇祯元年，陕北大旱，短短十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赤地千里，黄河的水干了，汾水、漳河、洛水也都见底。大荒的结果是百姓无米可炊、无粮可食，只好抓虫子吃，继而吃草根和树皮，到后来就只好吃人了。这真是个惨绝人寰的年代，干旱地区的百姓，十个人中就有五六个饿死，没死的便流亡各地，变为强盗或加入农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