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期的"人相食"已严重到如此景况：有小孩子或落单的行人，一出城外就没了身影，隔不久便看见有人在门外"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而这样的惨况却没能引起崇祯的重视，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也不予理睬，仍然为了征兵募粮"严为催科"，百姓的旧税还没缴完，新税赋有来催命。地方官吏为了交差而敲诈勒索，动辄杀人，一时间主昏臣迷，天下大乱。当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间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如他将积存的银两拿出一部分开设粥棚，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明的朝廷积蓄，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费用。可见明末朝廷并不存在财政上的亏空，却仍然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崇祯自诩"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5年）二月十二日，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一百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

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了三千七百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帐，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宫中有这么多银子，那崇祯为什么还要哭穷呢，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为什么不拿出银两来助军或是救灾呢？这还是要从崇祯的多疑来说起。明代由于天灾与税收不合理等原因，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各地税银拖欠时有发生，而明朝宦宫（包括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十万人，宫女九千人，每月的花销要在六十万两左右。崇祯之所以将大量的库银封存起来，就是想让这些金银做为预备，但是备来备去，"民益少而贼益多"，这些问题是这个短视的皇帝所看不到的。就在北京城破前的几天，崇祯皇帝才像觉悟一般从内库拿出二十万两发霉的银子来犒军，但这个时候犒军还有什么用？北京城已经受到鼠疫的侵扰，官兵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而那些被他不停加税而起义人民也马上就要站在他的面前，崇祯会想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帝王，用什么样的臣僚，龙用龙，虫用虫。除了崇祯吝啬外，文武百官一概如此。

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