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情势。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的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掌握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是权的根本。威也是一种权，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用于对臣下的监控。

明王朝的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这和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皇威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是必然要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的。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体制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巩固皇权。但那不仅是要保证开国的皇帝无人篡位，而且是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其所以大杀功臣，就是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这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皇帝也是要死的，他必须为皇位的继承人扫除障碍。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可见，朱元璋的大杀功臣，主要还在于要为皇位继承人扫除障碍。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是聪明睿智、神文圣武的，而智愚贤不肖的等差，又不容易分辨。如何确定皇位该传给谁呢？这就是个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只好按照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并将此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与。朝廷的群臣，同样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于自己有利的问题。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害考虑而要维护"祖制"，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以及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结果，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使明朝在自造的混乱中走向败亡。由此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登基以后，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皇帝高度集权体制的危机，竟是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的导因触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终于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都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都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济，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