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帮助太宗夺嫡是很大的功劳，但也只能作为房杜登上相位的条件，不能成为他们留下良相美名的原因。实际上，房杜两人都有王佐之才，堪当大任，早在太宗即位之前就表现了出来。而经过开国战争、宫廷政变，二人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辅佐王业，任相既因功但更是因才。

而房杜的得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夺嫡之功，因为史书上对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记载甚少，找不到二人过多的事迹。

唐朝史家柳芳和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是房杜有让人之德。即如《新唐书》引用柳芳所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就是说，在夺嫡问题上房杜功劳很大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上他们甘于在魏徵、王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辅助李靖、李世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是为大局为集体利益着想，因此他们的个人事迹才不显，也因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房杜二人确实为国家选拔了一批人才，特别是房玄龄知人善任，又能容人。可这种说法还是忽略了他们在贞观朝的政策制定、政务处理上的作用。

房杜最终成为公认的本朝贤相，确是因为在贞观时期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为国家选贤才

要真正了解房杜二人有什么贡献，还需要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

太宗即位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贞观二年（628），杜如晦除本官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

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

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二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

本朝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帮助皇帝起草诏令。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对政事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尚书令的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

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房杜二人作为宰相，当然参与政事堂会议，商量各类军国大事。他们协助太宗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工作。

贞观初年，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也要不断完善。魏徵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房、杜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一日下朝之后，他将房玄龄召到便殿。

“玄龄，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