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上来了！又在想什么？”夫人将酒送到面前，淡淡的清香扑向他鼻息。李世才猛然醒觉，口中道：“唔，唔。”一边机械地接过了酒杯。

就在贞观十七年（643）的年底，太宗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李治的担忧和不满，悄悄对长孙无忌道：“公劝我立雉奴（李治小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像我，我欲立之，何如？”

长孙无忌怔住半天，才道：“储位定之已久，天下安宁。皇上怎可遽改主意，失信天下，徒增不安？”

太宗皱眉：“公以恪不是自己外甥，可是如此？”

长孙无忌俯首虔敬：“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

“唔。唔。”太宗唯唯道。他对长孙无忌堂而皇之的言辞有些厌烦，但他不得不结束了这次议论。如果他可以选择不立李治，半年前就该选择了。刹那间，苍凉感包围了他。

遗憾之余，太宗召见吴王李恪，他年少英姿的儿子。他说：“父子虽至亲，若子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为什么又生出这一段波折？深夜辗转，太宗亦不能解释。太宗的不确定感，与日俱增。

这一段波折，李世并不知情。他所知情的，是皇上想要亲征辽东。

贞观十八年（644）二月，太宗召见大臣，道：“泉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

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挥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怀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 褚遂良咬文嚼字了一番，总之是要劝太宗放弃征打高丽的念头。

李世想支持皇上，想想又不好直接抵触褚遂良，于是婉曲道：“以前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徵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

“是啊！”皇上道，“此诚魏徵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李世颔首而退。立太子以来，李世明显感觉到皇上的忧虑心和紧迫感。就像天下的父亲们，总希望能为儿子多做一件事，再多做一件事。这种急迫心境，越到后来越强烈。甚至强烈到贪婪。

“李大人可知出征辽东的不便？”事后，房玄龄问李世。

“知道。”李世道。

“那为什么不谏止皇上？”

“房大人可知皇上找过李靖大人？”

“何意？”

“皇上找过李靖，说：‘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东有高丽未服，公意下如何？’李靖大人道：‘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的病也就好了。’”

房玄龄沉默了。他不得不承认，李靖和李世，不是没有道理。

“玄龄也知道，皇上是为太子。”许久，房玄龄才沉声道，“只是玄龄不忍看着皇上冒险。”

房玄龄的一句“皇上是为太子”，说出来不是那么简单。

“圣意难违！”李世最后说。

出征之议最终变成事实。

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泛海直指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开赴辽东，两军合势并进。

贞观十九年（645）春，太宗从洛阳出发，亲征辽东。京城长安由房玄龄负责留守。太子李治一行随军到定州（河北定县），太宗留李治在定州镇守。

太宗将要从定州出发，太子悲泣数日。太宗看着太子哭得红肿的眼睛，不无忧心地说：“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所谓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益！”

第二天上朝，太宗紧凑地安排了内外事宜：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