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脱亚入欧”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强大实力，认识到强大才是对话的唯一实力。世界的竞争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强大才是真理，所以他们也想像西方列强那样，用强权称霸世界。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社论，这就是所谓的《脱亚论》。

“脱亚入欧”这个说法，就是福泽谕吉首先提出来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谱中，专门给这件事列了条目，编入了在188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见其重要性。

《脱亚论》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其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

《脱亚论》的观点，是把日本作为新兴的文明国，明确地把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描述为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

福泽说：“何时，日本一度光耀国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将东洋权柄掌握于吾国手中。”

《脱亚论》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胜于害”。福泽谕吉觉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么文章中的文明谈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这个问题。现代化的正当在哪里呢？关键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么抵制文明，习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废之无妨”。而维新政权站在了过去幕府的对立面上，正是与文明的统一。当现代化获得了正当性的同时，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泽笔下的亚洲主要代表国家是指日本的近邻，号称礼仪之国的中国和朝鲜。在他看来，两国“尽染陋教俗而异于我国”“于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语人，以仁义礼智教人道德堕地，残忍无耻”“难持独立之身”。而这些陋习在他认为也是过去日本也有过，只是因为“渐脱亚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脱亚入欧，日本选择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决裂。

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虽然不久又得到恢复。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着《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将脱亚入欧这一理论推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