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田熹家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当世界的近代化以欧美各国为主导来推进时，掌握了摄取外国文化诀窍的日本方面显然是有利。”而中国由于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自成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姿态。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华夷之辩”的观念，其实内在有着妄自尊大的嫌疑。所以，中国的“西学东渐”总是不那么顺利和彻底，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非常能代表大多数人保守的认识，只是愿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民主”“人权”的概念，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被完全接受。与中国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念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说法。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维新改革，很早就抛弃了类似中国洋务运动中“体用之争”的讨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超越了“西洋技艺”的坚船利炮、火车轮机等器物之道，而进入了体制改革的层面。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延伸到体制的层面。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识”，确实是如此，因为李鸿章等人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占据的优势，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表层，而更深入的根源确实在于深层次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依田熹家在书中还谈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基本形态：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使日本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而中国是非并存型的，“非什么不可”。这就造成了在摄取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日本是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中国却是不肯轻言“全盘西化”。4。“千岁丸”号侦查到大清的没落和衰颓

寻求脱亚入欧，向西方列强看齐的日本，一方面以完全打开的姿态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另一方面也没有忘了侦查一下他们曾经的邻居老大哥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1862年（同治元年），清王朝正飘摇在风雨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伤才刚刚淡漠了疼痛，而一场可怕的内乱又出现。长江流域一带，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几乎要倾覆大清王朝的根基。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也能闻到战争的血雨腥风。1862年6月2日，一艘同时悬挂着荷兰、英国、日本国旗的西洋式三桅帆船，缓缓驶入雨后的吴淞口，这便是1862年5月27日从日本长崎起航的日本商船“千岁丸”。这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船上搭乘的，是由51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节团。这一天，一群神情严肃、身穿和服、脚踏木屐、佩带双刀的日本青年武士踏上了黄浦江江岸。这并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普通日本外交人员，其中的数人后来的名气如雷贯耳，包括着名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明治政府高官五代才助及中牟田之助等。这些有着特殊使命的日本青年武士，肩负着日本首次半官方性的访华任务。

当“黑船来袭”事件发生之后，闭关锁国的日本开始以强烈的好奇心，向外窥探一切。

日本已经在马修·佩里的强大舰队的炮口下被强行“开放”通商口岸，那么他的一衣带水的老邻居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