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模式管理中国

还应看到，新中国建立后之所以在第一历史阶段能长期坚持和采用“革命的方式”管理与建设国家，还与当时党的组织体制与思想观念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形成了“革命党模式”。正是凭借这一模式所具有的三大特征：钢铁般的纪律、领袖的权威、完整统一的意识形态，曾经锻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严谨，并有超强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军队，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实现了“驱除鞑虏、变革图强”的使命，彻底终结了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从而初步完成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权”回归任务，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新政权。因此，成功的历史经验作为“革命法宝”十分自然地被运用于新中国的政权巩固与社会建设。建国初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来自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军人，党的政治局如同“中央军委”，自上而下习惯于服从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对事业的忠诚，对领袖的崇拜，加上严明的组织观念，支撑起了他们的全部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这一体制模式与人员构成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中国第一阶段党的组织原则、领导方式与管理风格，即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为前提，塑造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国家象征，以党的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向筑就社会前行的“政权政治”核心价值体系，以整个社会利益单一化为基础建立同质化社会的组织管理体系。可见，党所具有的传统经验模式以其历史性地惯性延续造就了新中国第一历史阶段的体制基础。战争年代形成的一整套革命传统经验相当程度地被运用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当时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由此也造成中国在迈向强国之路的第一阶段始终浸染着浓郁的革命色彩，在充满政治浪漫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的对抗型政治文化氛围中，致使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运动在长达28年的时间跨度内长期笼罩着中国社会。

经济社会文化新实践

中国第一战略时代虽因诸多历史原因表现出浓郁的革命斗争色彩，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应忽略另一个基本事实，即任何时代完成巩固政权的任务绝非仅仅依靠单纯的“政治斗争”就能实现，它还需要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力支持才能最终完成。

首先在经济方面，在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新生的共和国仅用1/4世纪的时间就把一个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这一成就举世瞩目。数据显示，在新中国的第一历史阶段，全国工业总产值与1949年前相比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约90倍。从1952年到第一阶段结束止，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当时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18%，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其后一些年份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生产自己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与此同时中国还实现了核强国的梦想，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爆炸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首颗卫星成功发射。还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些成就无疑代表了今天中国发展所需的重要经济条件和实力基础。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几乎都是围绕政治任务展开的，都是运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的，这一体制虽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倾其国力和积聚社会力量，快速完成既定的国家任务与目标，但在创造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方面明显欠缺。可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因此否认该时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这些成就，无疑为中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而产生的问题，也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提出了紧迫而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发展要求。